李鸿章洋务运动对电报业的推动作用
点击量:发布时间:2019-01-03 14:17
考察李鸿章出于军事与商务需要创办和发展中国电报业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他在中国电报业的生成、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李鸿章洋务运动对电报业的推动作用”的近代史纲要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试论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业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褒贬不一的人物。他倡导洋务运动,创办了很多新式企业,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考察李鸿章出于军事与商务需要创办和发展中国电报业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他在中国电报业的生成、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历史人物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忠奸或善恶为标准。
关键词:中国;李鸿章;电报业
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他,人们亦褒亦贬、莫衷一是。由于他曾代表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他成了中国屈辱的象征。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于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他基本上定位于卖国贼、清政府的忠实奴才和代言人、农民阶级的压迫者和敌人。如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 80年代以来,学术界运用现代化理论对他在洋务运动、求强求富、争取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站在历史的情境下,对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等行为给予综合分析,研究更客观、公正。①
李鸿章是实施洋务计划的关键人物,创办了不少近代工矿企业、军事企业、交通运输通讯业等,电报业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发展中国电报业的有关活动作较为详细的探讨。
一、初识电报,力排众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不断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 1863年,英国人卜鲁士照会清政府,意欲由恰克图经北京城至海口设立电线。1864年,美国公使照会清政府,请置铜线。同年,福建税务司美理登亦请自福州口南台河边至罗星塔一带架设电线。 1865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提出《局外旁观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指手划脚;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在公使阿礼国的指使下,重复赫德的说词,抛出《新政略论》;列强一致认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 ……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②极力鼓吹在各省设立电线、铁道、采矿、采煤等事业,为即将到来的修约活动制造舆论。最早在中国海岸架设海底电线的丹麦大北公司,竟背着清政府将水线由香港展延到上海租界。 187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允许其架设海线由香港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陆线方面,丹麦商人开始架设淞沪线,英国亦于1870年架陆线达九龙。
面对列强的威逼,又值内乱频仍,清政府疑惧交加,坚决予以拒绝。 1863年总理衙门曾上奏说:“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③清政府对于洋人要求架设电线之所以严词拒绝,主要是从军事和外交方面考虑,认为电报与铁路一样有损于清政府的政治权利。各地督抚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境遇,对架设电线大都表示反对,即使是与洋务接触较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湖广总督李鸿章也不例外。崇厚认为“铜线(即电线)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益处,而徒贻害于无穷”,④李鸿章则称: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大有害于我”.⑤被外国洋行在罗星塔架设电线纠缠不堪的福建巡抚李福泰更是视电线、铁路为洪水猛兽,称之为“惊民扰众,变乱风俗”.⑥总之,在向政府提供对策时,各地督抚几乎都对电报持否定态度。
1874年,日本借琉球问题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派军舰到台湾,一时战云弥漫在中国东南海疆,洋务派在办理台湾防务中意识到了办电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李鸿章在《筹办海防折》中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曾坚决反对架设电线电报的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必须速速架设电线:“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故臣尝谓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臣不敢明知而不言也”,“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 ”⑦负责筹办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从军事需要着眼,奏请在福建和台湾之间架设电线。清政府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批准由官方兴办。沈葆桢虽“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 ”[1](P336)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此时却乘机擅自在福建省敷设电线,侵犯中国主权,福建人民愤起将电线拆毁;后经交涉,由清政府议价买回。于是,顽固派借机对电线大加贬伐,“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即断,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 ……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1](P331)破坏风水,欺君犯上几乎成为反对派借以反对变革的利器。打破传统,克服认识局限性是何等艰难!
在晚清官场,李鸿章从来都不是闭目塞听者,他曾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⑧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力排朝中众议,借天津电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一条长约40英里的电线,当年5月便开始使用,这是中国官方最早创办的电报。李鸿章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线的重要意义:“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仿行之,故由各国以及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便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见系轮船附寄,尚须七日,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俄至上海,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上日行千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度,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1](P335-336)电报对于军事的关系如此重大,李鸿章关于在中国建设电报的奏议很快得到清政府允准。政府的批准、推动无疑大大减少了创办电报的阻力,也增强了李鸿章的信心。 1880年,李鸿章便以“北洋以至南洋,调兵筹饷,在在俱关紧要,亟以设立电报,以通气脉”⑨为由,提议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内筹垫。这一工程比大沽炮台到天津的工程要浩大得多。电报线北起天津,从陆路循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的电线相接。正线、支线共长约三千余里,沿途分设局栈,建设费用十余万两,先由军费垫支,这条连接中国东部南北地区的通讯干线,一年之后即按期完成。 “军事工业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军事生产和新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的煤铁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电讯业的配合,不解决这些问题,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将步履维艰。 ”[2]电报业在中国艰难地孕育成长,无疑为增强中国国防事业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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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试论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业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褒贬不一的人物。他倡导洋务运动,创办了很多新式企业,在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心血。考察李鸿章出于军事与商务需要创办和发展中国电报业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他在中国电报业的生成、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历史人物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忠奸或善恶为标准。
关键词:中国;李鸿章;电报业
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他,人们亦褒亦贬、莫衷一是。由于他曾代表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他成了中国屈辱的象征。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于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他基本上定位于卖国贼、清政府的忠实奴才和代言人、农民阶级的压迫者和敌人。如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 80年代以来,学术界运用现代化理论对他在洋务运动、求强求富、争取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站在历史的情境下,对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等行为给予综合分析,研究更客观、公正。①
李鸿章是实施洋务计划的关键人物,创办了不少近代工矿企业、军事企业、交通运输通讯业等,电报业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试图对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发展中国电报业的有关活动作较为详细的探讨。
一、初识电报,力排众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扩大商品输出的同时,不断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 1863年,英国人卜鲁士照会清政府,意欲由恰克图经北京城至海口设立电线。1864年,美国公使照会清政府,请置铜线。同年,福建税务司美理登亦请自福州口南台河边至罗星塔一带架设电线。 1865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提出《局外旁观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指手划脚;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在公使阿礼国的指使下,重复赫德的说词,抛出《新政略论》;列强一致认为在中国“添设铁路和电报, ……对于在华自由发展外国贸易具有重大意义”,②极力鼓吹在各省设立电线、铁道、采矿、采煤等事业,为即将到来的修约活动制造舆论。最早在中国海岸架设海底电线的丹麦大北公司,竟背着清政府将水线由香港展延到上海租界。 187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允许其架设海线由香港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陆线方面,丹麦商人开始架设淞沪线,英国亦于1870年架陆线达九龙。
面对列强的威逼,又值内乱频仍,清政府疑惧交加,坚决予以拒绝。 1863年总理衙门曾上奏说:“开设铁路,洋人可以任便往来”,“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③清政府对于洋人要求架设电线之所以严词拒绝,主要是从军事和外交方面考虑,认为电报与铁路一样有损于清政府的政治权利。各地督抚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境遇,对架设电线大都表示反对,即使是与洋务接触较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湖广总督李鸿章也不例外。崇厚认为“铜线(即电线)铁路二事,……于中国毫无益处,而徒贻害于无穷”,④李鸿章则称: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于彼,大有害于我”.⑤被外国洋行在罗星塔架设电线纠缠不堪的福建巡抚李福泰更是视电线、铁路为洪水猛兽,称之为“惊民扰众,变乱风俗”.⑥总之,在向政府提供对策时,各地督抚几乎都对电报持否定态度。
1874年,日本借琉球问题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派军舰到台湾,一时战云弥漫在中国东南海疆,洋务派在办理台湾防务中意识到了办电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李鸿章在《筹办海防折》中说:“今年台湾之役,臣与沈葆桢函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曾坚决反对架设电线电报的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必须速速架设电线:“设有紧急,诚恐缓不及事,故臣尝谓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臣不敢明知而不言也”,“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 ”⑦负责筹办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从军事需要着眼,奏请在福建和台湾之间架设电线。清政府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批准由官方兴办。沈葆桢虽“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 ”[1](P336)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此时却乘机擅自在福建省敷设电线,侵犯中国主权,福建人民愤起将电线拆毁;后经交涉,由清政府议价买回。于是,顽固派借机对电线大加贬伐,“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即断,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 ……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1](P331)破坏风水,欺君犯上几乎成为反对派借以反对变革的利器。打破传统,克服认识局限性是何等艰难!
在晚清官场,李鸿章从来都不是闭目塞听者,他曾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⑧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力排朝中众议,借天津电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一条长约40英里的电线,当年5月便开始使用,这是中国官方最早创办的电报。李鸿章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线的重要意义:“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仿行之,故由各国以及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便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见系轮船附寄,尚须七日,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俄至上海,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上日行千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度,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1](P335-336)电报对于军事的关系如此重大,李鸿章关于在中国建设电报的奏议很快得到清政府允准。政府的批准、推动无疑大大减少了创办电报的阻力,也增强了李鸿章的信心。 1880年,李鸿章便以“北洋以至南洋,调兵筹饷,在在俱关紧要,亟以设立电报,以通气脉”⑨为由,提议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内筹垫。这一工程比大沽炮台到天津的工程要浩大得多。电报线北起天津,从陆路循至江北,越长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的电线相接。正线、支线共长约三千余里,沿途分设局栈,建设费用十余万两,先由军费垫支,这条连接中国东部南北地区的通讯干线,一年之后即按期完成。 “军事工业是以国民经济为基础的,军事生产和新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的煤铁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电讯业的配合,不解决这些问题,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将步履维艰。 ”[2]电报业在中国艰难地孕育成长,无疑为增强中国国防事业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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