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着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关键词：考古学 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 精神领域考古 文化因素分析 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 徐淮夷文化 吴文化 地层学 埋藏学 文化遗产保护 李伯谦。
　　
　　李伯谦（1937-），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等。20世纪60年代初即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夏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1995年出任“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工程考古领域的总负责人；2000年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所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和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代表性着作有《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2017年是李先生八十华诞，本刊特委托本刊编委林留根研究员就考古人生、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以及江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等专题对李先生作了采访。
　　
　　林留根（以下简称林）：李先生，您好！2017年是您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又适逢您八十华诞，我受《东南文化》杂志委托向您表示祝贺！自从您惠赠我《感悟考古》这本书后，我就一直带在身边，随时翻阅。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总结、回顾与展望，又有对当今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最前沿问题的探究和阐释，是一个考古学家的思想结晶。特别是书的《导言》，是您多年来对考古学深刻的感悟，所提出的诸多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正是考古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所以，我首先想请教您的是，您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主持过这么多重要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如此多的科研成果，您是如何从一位考古工作者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又如何从一名考古学家成为考古学理论殿堂中的思想家的？
　　
　　李伯谦（以下简称李）：后面这个是溢美之词了（笑）。如果说我在考古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它们首先是和我走入考古行业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的。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在历史系，第一年是不分专业的。第二学期期末，各个专业老师开始动员大家报名选专业，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考古教研室来的是吕遵谔先生，他当时是教研室的学术秘书，现在是我国着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他当时说得特别好：“学考古可以游山玩水，到一些名山大川去，还可以学习照相，我们有这个课。”我当时对考古还没太多认识，一激动就报了考古专业。1958年上了一学期课，学习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等，到暑假时，学校动员我们过共产主义暑假，不放假，吕先生就带着我们去周口店发掘。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发掘出不少东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很多动物化石，有鬣狗、肿骨鹿等。发掘过程中，郭沫若、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等专家都去参观过。当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访问老技工、查资料，编写《中国旧石器考古小史》。实习后我就算正式进入了考古圈，但那段时期对考古还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对考古的真正认识还不是很清楚。
　　
　　1959年我们迎来了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地点在陕西华县的元君庙和南台地遗址。当时是李仰松老师带队，辅导老师还有白溶基先生。实习从3月开始到8月结束，整整一个学期，包括调查、发掘、参观。当时我被分在了元君庙遗址，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墓地，有很多合葬墓。后来为了锻炼发掘地层，我又去了泉护南台地遗址，这个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通过发掘，我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实习结束后有半个月的参观，我们去西安参观了很多博物馆，还参观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等。这次实习后，我开始了解了考古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已经学过了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李仰松先生的《民族志》等课程，这些对我们探讨合葬墓的性质很有帮助，大家争论很激烈。联系到夏鼐先生给我们讲的《考古学通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先生讲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是靠文献记载来研究历史，考古学是靠调查发掘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所以他说，“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意思是历史学像车子，一个轮子是考古学，一个轮子是狭义的史学，只有两个轮子都跑起来，历史才能研究得好。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考古是研究历史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1961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接受科研训练，当时是严文明先生负责，要求撰写《北京市文物志》，每人负责一个题目，我负责的题目是《明清北京城》，算是经过了科研训练。我们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工作分配不容易，学校的政策是只要能找到接收单位就派学生去，暂时派不了的，就留在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正在昌平县建分校，修铁路时发现了雪山遗址，我一毕业就被安排去了这个工地。这个遗址很复杂，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汉代一直到辽金。工地结束后，我也正式留校。1962年我又带队去安阳小屯实习，当时教育部发布《高等教育六十条》，规定了一年要读的书，我由于一直在野外带队实习，规定的必读书目看不完。所以1963年教研室又派我去偃师二里头带实习时，我不太想去，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知道了，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苏先生说：“李伯谦，听说你不想下去啦！是不是觉得田野这一套已经过关了？书本是学问，当然要读，但田野也是学问，对考古专业的老师来说是更重要的学问，不要以为参加过几次实习就算可以了，其实还差得远呢。考古教研室青年教师里头，除了邹衡，谁的摸陶片功夫过关了？当考古专业的老师，就要立足田野，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会有大的出息……”苏先生的批评使我端正了方向，以后几十年我再没有为下田野有过怨气，而且每次下去都会得到新的信息，获得新的收获。
　　
　　我毕业后基本是年年带学生实习，主要的发掘经历是：1961年毕业的当年在昌平雪山，1962年在安阳小屯，1963年在偃师二里头，1964年又去了安阳，1966年以后工地就停了；1972年又带学生实习，在河北承德整理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资料，同年还去了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发掘；1974年发掘江西清江吴城遗址；1975年发掘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和甘肃永登连城遗址；1976年发掘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因为毕业后一直在工地，看到了很多从事考古的人特别是很多知名考古学家是怎么度过一生、又是怎样成为考古学家的，所以我也想自己将来是否要像地方上那些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那样，一生中发掘很多遗址，编写很多报告。但是这条路在大学行不通，因为大学的主要工作是给学生讲课。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考古学家不能只是挖遗址、挖墓葬而不做别的研究，考古学家不仅要清楚自己挖的、整理的材料，也要会利用他人挖的、整理的材料，要学会利用他人的材料写文章。这点我深有体会。我从 1961 年毕业后一直到 1972 年都没有讲过课，都是在外带学生实习。1972年我第一次登讲台是在山东大学讲授商周考古，1979年又在南京大学授课，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北京大学讲课。这期间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考古材料，特别是如何把它与历史联系起来。就像夏先生讲的，这是车之两轮，目的还是研究历史。我要把考古发掘的材料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历史挂上钩，解决历史上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我后来就朝这个方向写文章。我第一篇比较正式的论文是《试论吴城文化》，1974年发表。我首先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等器物的形制花纹变化，将吴城文化分了三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过去还没有对江南这类以几何印纹陶为主的遗存分期。分期研究比较顺利，但是这类遗存的定性问题我一直把握不准。现在看来这个遗址是比较重要的，它是江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青铜文化，但是它的性质一直确定不下来。我个人觉得应该将它单独命名，原因是我根据资料整理，把它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数量最多，含有较多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与当地及周邻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的几何印纹陶遗存关系密切；乙组数量次之，与安阳出土的商时期陶鬲、豆、罐、盆等相似，显然是受到商文化影响才出现的；丙组数量最少，似与湖熟文化有某些相似。1977年文章写成后，我征求邹衡先生意见。邹先生说，湖熟文化缺乏典型单位，内涵不清楚，不如删掉。我认为邹先生的意见是对的，为稳妥起见，我在1978年将文章正式提交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时，便将丙组因素重新做了分期，一部分归甲组，一部分归乙组，只保留了甲、乙两组。根据哲学领域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原理，甲组因素数量最多，决定吴城遗址一类遗存的性质，于是我便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会上讨论时，安志敏先生认为还应该是商文化。当时主办方为配合会议办了一个标本展览，吴城遗址的标本也在其中，我就陪安先生去看展览并向他解释，安先生参观后也同意了我的观点。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利用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触是，研究考古学文化不仅是研究分期、性质，还要探讨它的历史，以及如何将考古发现的各种现象与历史相联系。后来我知道，夏鼐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还表扬了这篇文章。
　　
　　从吴城遗址的实习到《试论吴城文化》的发表，我感觉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发掘一个遗址、写出简报、作出分期，还需要把文化性质研究清楚，此外，还应该研究清楚这些遗存所反映的历史。我认为必须从方法论上研究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就是“文化因素分析”.回顾中国考古学史，很多先生的研究中早就运用到了这个方法，比如梁思永先生1939年发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史前期之一》、苏秉琦先生1964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邹衡先生1980年发表的《论先周文化》等，只是没有正式提出“文化因素分析”这个名称。若干年后，我才在1988年11月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正式发表了《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文。不过，1985年我在给商周考古研究生上课时，就将其作为考古方法论提出，并组织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所以，从1974年开始带学生发掘实习到1988年发表文章，期间酝酿了十几年。我认为，考古学研究，第一个就是地层学，如果搞不清地层学，基础就做不了；第二个是类型学，只有通过型、式划分，才能弄清楚器物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就是文化因素分析，只有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才能联系到历史学问题。所以当时我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回顾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我最初的研究也是不自觉的，从写出《试论吴城文化》到后来上课与学生们讨论再到写出《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我才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到考古学应该怎样走上研究历史问题这条道路。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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