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课程“先秦史研究”的学习中，有幸在导师王晖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解、掌握了清华简以及出土简牍帛书的有关文献资料，对考古中出土、发掘、发现的简牍帛书这一珍贵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华简是 2008 年 7 月，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捐赠的 2388 枚战国竹简。这批竹简是从境外拍卖所得，至于其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 46 厘米，最短的 10 厘米左右。

　　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截止 2013 年 1 月，清华简共整理发表了三辑。

　　第二辑，即《系年》部分。《系年》是一部已经失传2300 多年的历史着作，一共有 138 支竹简，其中记录涉及的许多历史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通过对《系年》的释读、学习之后，我对于简牍帛书的研究历程有了进一步了解，并联系自己的考古学专业，对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各地田野考古中陆续发现秦汉简牍帛书，种数繁多，内容珍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人说，20 世纪的国学研究是甲骨文、金文和敦煌的天下，21 世纪的国学研究则是简牍帛书的天下。随着简牍帛书的大量发现，其重要性日益突出，简帛学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中的“显学”.简牍帛书文字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至中古政治、经济、文化、医药卫生、法律、礼仪、地理、天文、军事、哲学、艺术等多门学科的重要依据。简牍帛书不断大量出土，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考古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意在对简牍帛书出土历史及其价值解读的基础上，更深层面地去研究、探讨简牍帛书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简牍帛书的历史及其重要价值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一件大事。汉代《淮南子》一书中记载，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这一记载说明在古人心目中，文字的创造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文字创造出来后，必须记录下来，才能传播与流传，这就需要有良好的书写材料作为传播的介质。今天所使用的纸张虽然是比较方便的书写材料，但在人类发展史中，造纸术还是比较近的发明，它是我们祖先经过长期实践后才创造出来的，而在这之前，人们主要使用各种天然材料记录文字。在全世界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如在常说的四大古代文明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条件不同，记载文字的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古代埃及人使用纸草，古代亚述人使用泥版，古代印度僧侣使用贝叶，古代西亚与欧洲人使用羊皮等，这些古代文书，都有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

　　而在古代中国，竹子和木材制作的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古代简牍是窄长的，一般不到 1 厘米宽，长度从 10 余厘米到 60 或 70 厘米不等，一般是 20 多厘米长。由于每支简上能书写的字数有限，所以古人就把一支支单独的简用绳索编连起来，于是便形成了“册”这个字，它是表示文书的字。在现存的商代甲骨文中，“册”字的形状就是把简编起来。《尚书·多士篇》中记载：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1]

　　从侧面表明在商代已经有了用简记录的文化典籍，这是中国古代使用简牍书写的最早证据，直到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简牍才逐渐地从书写材料中消失了。这一过程，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明。

　　中国虽然拥有持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字书写历史，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先秦时代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而且由于两千多年传承过程中不断的人为添加、删改，其可信度受到了很大的质疑，给我们研究先秦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字材料就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是了解古代社会最直接的证据。特别是 20 世纪的 100 年中，大量战国、秦汉时期以来的古代简牍、帛书陆续出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迄今为止，已经有 100 多批古代简牍帛书出土，总数达到十万枚，在近代出土文物中占很大比例。在这些大量出土材料中，内容较丰富、影响较大的有： 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湖北江陵藤店楚墓竹简、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竹简、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竹简、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竹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湖北云梦龙岗秦墓竹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简牍、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简牍、湖南里耶秦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内蒙古居延汉简、甘肃敦煌汉代简牍、甘肃武威磨嘴子与旱滩坡汉墓简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简牍、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简牍、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竹简、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出土的三国简牍、安徽马鞍山吴墓出土的三国竹简以及新疆古楼兰、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至晋代简牍等。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古代帛书出土，如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等。

　　现在发现的简牍帛书材料，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文字材料，其内容非常丰富，大致包括有： 文人学生学习用的书籍，从开蒙识字用的《仓颉篇》直到《诗经》《仪礼》等儒家经典； 诸子百家的思想着作，如《老子》《易经》《孙子》以及《纵横家书》《刑德》等古佚书； 实用的方术卜筮、天文历法、医药养生等书籍，如《日书》《历谱》《脉书》《五十二病方》等； 实用的法律、诏书与各种官方文书、档案、簿籍、地图； 民间使用的契约、书信、账簿、名刺、笔记等以及丧葬专用的遣册、告地状等宗教用品。可以看到，这些文字材料涵盖了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出土简牍帛书为当代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古文献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真实面貌，以大量前人未曾见得的古代文献资料重新展现了历史，使历史科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在20 世纪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出土简牍帛书对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近代出土的简牍帛书材料大多数是在科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它与考古发掘及有关考古学研究密不可分，并且在有关的考古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往学术界热衷于研究、讨论出土简牍帛书的文字内容，较少有人专门讨论对出土简牍帛书的考古学研究这一问题。下面就出土简牍帛书研究中与考古学联系较紧密的研究专题与有关论述择要予以介绍。

　　（ 一） 为考古断代分期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
　　
　　在中原与南方的古代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多批简牍帛书，这些出土材料在考古工作中最突出的直接作用就是协助确证墓葬的时代、墓主身份、随葬器物的名称与数量等情况。而这些情况对考古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文字材料的直接证明，则需要通过大量的形制、类型分析去加以对比、排定。简牍帛书的出土为有关墓葬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证据，将其结合墓葬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大大提高考古器物分期的可靠性与实用性。通过对出土简牍帛书及有关考古资料的分析释读，已经成功地确认了一些重要墓葬的时代与墓主身份，如云梦睡虎地秦墓、包山楚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等。

　　（ 二） 帮助出土器物定名
　　
　　墓葬中出土的简牍材料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记录随葬品的“遣策”.通过他们可以与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加以对比，确认其古代名称，从而深入了解古代的丧葬制度、器物名称和用途，乃至舆服、礼仪制度中与宗教思想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包山楚简》对简牍“遣策”内容的考释中，就结合文字释读对照了墓葬出土器物，指出“东室所出带座铜杯可能就称作‘金棬’”,“筅，经与出土实物对照应是盛放食物的竹笥”,“西室出土一件铜盉，兽形嘴，似为‘荡’”,“收床既可以折叠收敛之床，西室中的一件木床便是可以折叠的”,“东室中有二件平底束腰鼎，楚墓中都以此种鼎为升鼎”,“纤羽，指戟柄上装饰的黑白相杂的羽毛，与出土实物相符”[2]等。

　　又如天星观楚简、曾侯乙墓竹简、望山一号楚简、尹湾 6 号墓等处出土简牍中的“遣策”记录也与各墓中出土随葬品多有相符之处。如尹湾 6 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君兄缯方缇中物疏”除记载了笔、刀、墨橐、板研等书写工具，还记载了随葬的书籍名称，有： “六甲阴阳书一卷、列女传一卷、恩泽诏书、楚相内史对、乌传、弟子职、记……”.[3]这对于出土文书的整理与定名极有帮助，《记》可能就是出土竹简中的《元延二年起居记》，《乌传》就是出土的《神乌传》，《六甲阴阳书》应该是出土的 9 号木牍，其余几件记载的文书则在墓葬中已经不见遗存。同出的“君兄节司小物疏”中记录有饰物等随葬品，如“疏比、顿牟蚕、簧蚕、羽林蚕、镜”等。墓中清理出木梳篦、木蝉、玉蝉、毛笔、铜书刀、墨橐、板研等，就是这些简册记录的随葬品在出土器物中的对应。[3]

　　没有简牍的记载，是无法如此确切地知道这些古代器物名称的。

　　对于包山楚简中涉及的用车制度以及涉及古代典章名物制度的简牍材料，一向为学者所重视，曾有过不少讨论。如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李家浩《包山楚简研究》、舒之梅《包山简遣册车马器考释五则》[4]等。通过对文字的考释与对有关实物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古代用车制度的认识，而且对当时各种车马器的名称、形制有了更明晰的概念。

　　（ 三） 在城市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简牍帛书中附带的地图对于古代城市、地理研究与相关古代城市考古研究而言，是十分珍贵的实物材料。如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秦代木板地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地图及城邑图等。徐苹芳对比了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与内蒙古和林格尔汉代壁画墓中的多幅城市图、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辽东城冢壁画墓中的辽东城图，探讨了秦汉时期的城市布局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从出土的帛画“城邑图”中可以看出，用不同的建筑图像来表示城市中不同的建筑设施这种中国传统绘图方法已经有了 2000 多年的历史。[5]周世荣也就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地形图对上面记载的古代城邑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考证。[6]

　　在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中，不可忽视出土简帛材料，特别是地图材料的重要作用。

　　（ 四） 促进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
　　
　　此外，古代简牍的出土还给有关的考古发掘工作与文物保护工作增添了新的技术内容，如在发掘时对简牍的记录、提取、编号等都应该有明确的程序规定，在室内清理与复原时也有了科学的操作方法。从而获取更多的古代简牍原始信息，帮助有关简牍缀合、编排等复原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当代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简牍的脱水、保护等专门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保护良好的湖北郭店楚简与修复完好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代表。

　　由此可见，古代简牍帛书的发现，也起到了促进考古发掘技术与文物保护技术发展的客观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曾运乾。 尚书正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刘彬徽，等。 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M]/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包山楚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1.
　　[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 尹湾汉墓简牍[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4]何琳仪。 包山竹简选释[J]. 江汉考古，1993,（ 4） .
　　[5]徐苹芳。 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相关问题[M]/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简帛研究（ 第一辑）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3.
　　[6]周世荣。 马王堆 3 号汉墓地形图古城邑的调查[M]/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考古辑刊。 长沙： 岳麓书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