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 13 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1].当中原政权受到割据政权的影响而使得丝绸之路不再呈现出“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时，辽阔的北国却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文物考古遗存中含有中亚或西方文化的因素，这无疑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关系。国内学者安家瑶、马文宽、田广林、张景明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辽代出土文物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作用[2].本文在梳理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出土文物基本情况
　　
　　出土文物及考古学资料是观察丝绸之路状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或考古遗址往往成为中西交往的文化符号。例如学界较为熟悉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唐代胡俑，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瓶，近年来发现的安伽墓、虞弘墓等。每一次的重要发现都能激起学界讨论的热情，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受制于研究资料和研究现状，学界多聚焦于汉唐时期的丝路文物和遗址，尤其是涉及粟特人的考古发现有较多讨论。事实上，辽代故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及考古遗存中亦有不少与西域及西方交往、交流的信息，也是反映辽代在陆上丝绸之路中作用与地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

　　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物发现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时间跨度较大，但前期均是一些零星的发现，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1983 年至 1986 年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改变了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该墓葬中出土的丝路文物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特征鲜明，尤其是具有的浓郁伊斯兰风格的指向性，从而引发了学界对辽朝丝绸之路的关注和讨论。从地域分布状况看，这些文物多分布于辽朝的核心统治区，如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中西部等地，在华北平原的天津、河北等地亦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物多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其输入的路径和历史背景更能引发学界的兴趣。从文物的类别看，主要有装饰类文物，如琥珀或玛瑙饰件、玻璃器、金银器等。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兹将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成表如下。
　　
　　二、文物的文化内涵之分析
　　
　　（ 一） 关于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目前中国共出土了 40 多件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物[3],其中辽代境内出土有 10 件左右，仅在 1986 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中就出土了 7 件，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批考古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物。关于这批玻璃器物的风格、艺术来源等问题，安家瑶先生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4][5].付宁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史前至 12 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文亦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中外玻璃器物资料[6].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兹将这批玻璃器物中有关伊斯兰或者西方艺术风格的信息列表如下（ 表 2） .【1】

　　
　　通过表 2 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出土的辽代玻璃器中，不仅有较近的中亚地区和伊朗高原的艺术风格，还有距离辽代较远的拜占庭甚至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因子。有学者认为，西亚玻璃技术经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7].加之这些玻璃器皿基本上出土于辽代贵族墓葬，表明其只流行于辽代的上层社会，数量并不很多。因此这些具有西方文化因子的辽代玻璃器皿应该是从西方直接输入的，而非在辽代本土生产[8].结合文献所反映的辽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这些玻璃器皿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于是西方诸蕃朝贡而得，是辽代使臣从西方购得或者交换所得，还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获得，或是由回鹘商人带入辽境内，凡此种种推测尚不能得到可靠证据的支持。还须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汉文文献所记载的辽代与西方的交往记录看，鲜有反映从西方输入玻璃器的直接记载。这一方面表明考古资料为我们观察辽代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这一现象在提醒着我们辽代与西方的关系恐怕比文献所反映的更为复杂。

　　（ 二） 辽代金银器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在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中，亦有不少反映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元素。学者们对此已有不少论述[9][10][11],归纳起来，主要有来自中亚的粟特文化和萨珊文化的影响，为了便于考察讨论，兹成表如下（ 表 3） .【2】

　　
　　表 3 所列举的仅是辽代金银器中的一些代表，但从中亦能反映出辽代与西方交往的一个侧面。这些具有西方文化因素的辽代金银器多是吸取西方金银器的技术工艺，其工艺来源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除了继承唐宋金银器中的外来因素以外，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西方的制造工艺恐怕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辽代金银器中有不少粟特文化的因子，联系到唐代中后期以来粟特与回鹘民众共同维持塞北丝绸之路的史实，回鹘及粟特人完全有可能充当文化中介的角色。不过与出土的部分辽代玻璃器有所不同的是，这些金银器多吸收了西方金银器的技术工艺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因此，这些金银器多为辽代自己生产而非外来输入品。此外，在辽代金银器中经常能够看到摩羯纹。摩羯系出自印度神话中，被认为是河水之精，常出于古代印度雕塑、绘画艺术中。最早约见于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12 世纪仍流行于印度[18].

　　（ 三） 胡人及舞狮形象在唐代的不少文物中可以看到西来胡人的形象，这也可以看作是陆上丝绸之路兴盛的表征之一。有趣的是，在一些辽代的出土文物中亦有胡人等形象，同样反映出辽代与西方交往的信息。1986 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哲里木盟发掘了辽陈国公主墓，其中有一件琥珀佩饰特别引人注意。该佩饰为胡人驯狮浮雕佩饰，在略呈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右边刻一西域胡人形象，头缠巾，袒胸露乳，系长带短裙，牵一雄师，作驯狮姿态。雄狮表现出很驯顺的模样，显示出是一件长时间体验和熟悉驯狮场景的西方匠师的写实作品。这件雕刻应从中亚地区输入[19]（ 157）.西域胡人具有非常明显的体质特征，高鼻深目，与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契丹人形象迥然不同（ 是否为回鹘人的形象，存疑） ; 从装饰上看，该胡人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脚蹬长靴，应该是职业驯狮人或者表演者的装束。无独有偶，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 1 号墓天井的东壁有绘有一大鼓，鼓面上立一雄鸡，头部脱落，黑尾、黑腿； 西壁的鼓面上蹲一狮子，头部脱落，后肢体伸直，前肢抬起，一上一下似作击鼓状，尾向左侧前卷[20].可见狮子至少为契丹贵族们所熟知。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内地的狮子来自于西域，并且一直出现在西域向中原政权的“贡品”之列。

　　西域是狮子崇拜的流行区，从印度到波斯，狮子被涂上浓重的神话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神力和王权的象征。

　　但由于狮子只具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而不能得到像汗血马那样的养殖与调习，甚至自唐至明代多次出现“却贡”的事例[21].辽代遗址墓葬中出现的胡人及狮子显然与辽代与西方之间的陆上通道有直接关系，反映出与西域诸国相互交往的密切关系。当然，考古发现表明通过塞北丝绸之路传入胡人舞狮的形象在辽之前就已有之。例如，在内蒙古通辽科左中翼旗出土的一件“人物双狮纹金饰牌”,长 10 厘米，宽 5. 8 厘米，重 130. 8 克。其正面凸器，浮雕一位高鼻深目的、头上有尖的武士，在武士的两侧各依着一头雄狮，雄狮在武士的控制下显得很驯服，反映出魏晋时期鲜卑人与中亚、西亚交往的历史见证和产物。该牌饰现在收藏于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22].当然，从契丹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舞狮的文物使我们联想到，在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亦可观赏到来自西域舞狮人的表演。虽然史籍阙载，但从出土与舞狮有关的辽代文物可以反映西域文化在辽代境内的传播。

　　（ 四） 琥珀及玛瑙器在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的琥珀质地的小件文物及数十件玛瑙饰件。在辽代的其他遗址中亦有琥珀及玛瑙器的发现。如 1994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了 9 件琥珀饰件，其中 5 件近似于扁体椭圆形，呈红褐色，中间有穿孔。此外还出土了玛瑙杯底部残片 1 件。报告者认为，该墓地是辽代贵族韩氏家族墓地，为辽代汉族家族墓地[23].1975 年，在内蒙古林西县大营子乡和平村一辽墓中出土玛瑙管 1 件，颜色泛红，中有 1 穿，又发现玛瑙料珠 2 件[24].1995 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旗代钦塔拉苏木双龙岗村一辽墓中出土玛瑙珠饰 1 件，为橘红色平面近长方形，截面呈椭圆形。研究者认为该墓属于辽代契丹族平民墓葬[25].《契丹国志》卷 21 中诸蕃向辽代进贡玛瑙器、琥珀的记载表明，琥珀及玛瑙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入品。

　　虽然上述考古发现尚未进行文物来源的鉴定，但极有可能就是通过陆上通道的输入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仅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发现玛瑙器，而且在契丹的平民墓葬中亦出现了玛瑙器。这一方面说明在契丹族普通人家中也存在“消费”玛瑙的习惯，另一方面在暗示玛瑙器等西来物品在辽代社会中具有较深的渗透性。【3】

　　
　　（ 五） 窖藏及一些出土的钱币出土钱币状况亦能反映塞北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侧面。内蒙古考古工作者还在阴山南北的得宁路故城、集宁路故城、卓资县八苏木遗址、四子王旗王墓梁古墓群、沙井故城等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钱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宋钱[26]（ 73）.这些宋钱应是辽代从宋朝手中转手而得的。宋钱不断涌入辽代并成为辽代的通货，从而引发了宋朝的钱荒，这成为宋朝经济发展的一大患。北宋名臣苏辙就曾讲： “北界别无钱币，公使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27]（ 938）辽代所用宋钱之多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交换经济在辽代兴盛，出现了一系列贸易据点。《大金国志》卷 13 载： “市场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有之。契丹时亦置市场，唯铁禁甚严，禁比得夹带交易。”这些市场中，天德（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的白塔古城） 即丰州故城，是辽、金时期联结西亚、蒙古高原与我国内地，成为当时东亚的贸易据点。丰州城已被埋在十几米的黄河淤泥之下，其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不得而知，但在丰州城白塔内第一层嵌砌于周壁的金代修缮白塔的捐资石碑上有“天山榷场华严邑”的字样，捐助者的住址有丰州城的麻市巷、牛市巷、酪巷等，这应是因那里有买卖牛、麻、酪等商品的市场而得名[28].1964 年至 1965 年，在辽、金时代的丰州古城遗址上出土了大批古钱币，有 20 000 余枚，80 余公斤，其中以北宋钱币最为丰富[29].事实上在西夏的东北角，也就是辽的天德军一带的区域，在辽时贸易就十分兴盛，这里不仅是回鹘在东方贸易的重要驿站，西夏、鞑靼、辽政权还在此设立榷场进行边贸。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在辽上京城遗址、林西三道营子、哲里木盟通辽及奈曼旗境内出土了几批辽代和金代的钱币窖藏中，发现有西夏文或汉文的“大安宝钱”“大安通宝”等西夏钱币[30].
　　
　　在黄河沿岸的西夏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几批辽代瓷器①。这些物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双边的互市或榷场来完成的。《系年要录》卷 133 载： “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为招讨使，提点夏国、塔坦两国市场。”可见金时上述区域的贸易依然很活跃。我们认为，西夏北缘的贸易也属于丝路贸易的范畴之内，因为这一贸易带处于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上。表 4 反映的即是居沿路沿线发现的钱币窖藏状况。

　　（ 六） 辽墓壁画的星图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一辽代墓葬，在该墓的后室穹隆顶部存有一幅彩绘的星图。

　　该图呈圆，直径为2. 17 米。星图中心嵌有一面直径为35 厘米的铜镜，铜镜周围绘有九瓣莲花。莲花外围则是以白灰作底，涂有浅蓝色以示晴空。环绕莲花有九个较大的圆点，可能为印度历法中的九曜，其中的最大的一颗圆点为赤色，表示太阳。九曜外围是二十八宿，最外层为黄道十二宫，一宫列一圆圈绘一圆形[33].1989 年，在宣化同一地点（ 辽墓群） 的另一辽墓中亦发现了与上述内容、结构布局基本相同的星图[34].宣化辽代墓葬中天文图的出现，被学术界认为是两幅完整的将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结合在一起的天文图②。二十八宿的起源，肯定源于于中国。

　　其创立的时代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 世纪。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35].而黄道十二宫则起源于巴比伦，后传入小亚细亚、希腊及印度等地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分属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体系。最早将二者相结合的星图为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星占图的残件，一般认为是公元 8 世纪的写本。现在的问题是，辽墓中的星图到底意味着什么。依黄时鉴先生观点，从总体上讲，辽代星图似乎显得更多地受到“西来”的影响。具体地讲，由于辽与高昌回鹘、西夏都有密切的交往，包括佛教方面的交往，因而一个自然的推测是： 辽代星图上的黄道十二图形可能是高昌回鹘、西夏的佛教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一般认为辽代佛教传自五代与宋朝，而对来自西边的影响不大注意，这里恐怕有片面性。至少在黄道十二宫图形上，我们还未见到宋传的痕迹[37]（ 240）.姜伯勤先生也曾指出，宋开宝七年后，波斯星占之术已自西印度、中亚塔拉斯河经粟特人传到了灵州及敦煌[38]（ 62 ~65）.笔者认为，西夏还是辽代星图中的西方文化因素是否与回鹘僧人有一定关联？ 回鹘僧人曾是西夏及辽代的“珍宝”,甚至文献中有西夏向辽代进贡回鹘僧人的记载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介。总之，上述所列举的考古发现似乎在提示着我们通过丝路通道输入的“西方”文化对辽代文化的影响比文献反映的更为复杂和深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关注西来有形及无形文化对辽代影响的同时，辽代的文物典章对西方世界亦有渗透和影响。例如，在伊斯兰玻璃器输入辽国的同时，在埃及、伊朗、伊拉克及地中海沿岸均发现或出土过辽三彩。

　　三、余 论
　　
　　出土的文物表明，辽代与西方似乎保持着不寻常的关系。辽代与西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些具体的史实尚不清楚。这种局面既与陆上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大气候”有关，又受到辽史研究“小气候”的影响。从“大气候”方面来讲，丝绸之路研究具有明显的时空局限。从空间的角度看，受到研究资料、地域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陆学者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放置在东段部分，而“从亚洲腹地到欧洲”的丝绸之路西段部分研究相对薄弱； 从时间的角度看，大陆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西交流较为频繁的汉唐时期，近年来学界也给予先秦，甚至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的更多关注，但在研究时段上还是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如 10 ~13 世纪丝绸之路状况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冷清，尤其是这一时期东亚与西方的交往与交流状况需要进一步地梳理与澄清。池田温曾讲： 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日趋细致，大框架研究反而不怎么受人欢迎，但我觉得大框架、全面性研究还是很有意义[39].
　　
　　笔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如果缺乏 10 ~13 世纪丝绸之路的内容，丝绸之路史研究的框架就显得不甚完整。在这一背景下讨论辽代的丝绸之路问题显得更有意义。从“小气候”方面讲，就是辽代与西方关系的汉文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较为有限，因此学界大都是从出土文物开始关注辽代丝绸之路这一论题的，并且基本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成果。事实上，这也是 10 ~13 世纪丝绸之路研究中普遍存在并困惑学人的问题。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人加入到 10 ~13世纪丝绸之路讨论的行列中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明显地拓展，继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丝绸之路研究的高潮后，丝绸之路的研究将会进入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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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杨蕤。 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 西域研究，201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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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安家瑶。 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J]. 考古，199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