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河上游位于大兴安岭南缘，多山多水，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和医巫闾山自西向东相间分布；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大小凌河自北向南网布其中。整个地势大体呈西北高，多山地；东南低，多丘陵平原。该地区是从半干旱地区向干旱地区过渡地带，也是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青铜时代和历史时期形成了典型的农、林、牧、渔相互交错的生业特点。

　　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自成体系，谱系清晰，按照年代先后，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小河西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小河沿文化。

　　随着植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生业方式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生业方式深入分析基础上，与中原地区史前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探寻两个地区史前时期生业方式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一）小河西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已发掘的小河西文化中的小河西遗址、榆树山遗址、西梁遗址、大新井遗址，均分布在近河的坡地上，房址成排分布，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陶器以素面夹砂陶为主，烧制火候低，陶质极为疏松，多采用贴塑法制作陶器，器型多见平底筒形罐，制陶水平原始。石器有石斧、石刀、环形石器，砍砸器等。在房址居住面上发现动物骨头。在属于小河西文化的查海遗址一期的居住面上发现一大批炭化山杏核。

　　对于小河西文化的生业方式，索秀芬先生认为以农业为主，采集业也是重要经济成分[1].通过对榆树山、南湾子北、小河西等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资料进行分析，在南湾子北遗址发现3粒炭化的黍[2]115-116.黍的发现，说明小河西文化时期应该存在着农业，但是根据遗址采样点的数量与土量来看，当时的农业还处于早期阶段。遗址浮选出土猪毛菜和大籽蒿植物种子，应该属于田间杂草，但同时也可能是小河西文化先民采集的野生食物资源之一。结合小河西文化遗址分布特点，居址内出土的石器、陶器的原始程度，动物骨骼和炭化山杏核坚果类植物遗存的发现，我们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先民还是属于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其食物来源主要依靠采集狩猎，同时，应该开始尝试种植黍。小河西文化遗址发现的炭化黍是否属于栽培作物，还是处于驯化过程中，还有待于对典型遗址发掘的系统采样和后续的分析与研究。

　　（二）兴隆洼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小河西文化结束或后期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是兴隆洼文化。无论从分布地域的广度还是从营建聚落的规模来看，兴隆洼文化的势力远超过在该地区所认知年代较早的小河西文化。

　　关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从事狩猎、采集、渔捞等方式维持生存[3],也有的学者认为兴隆洼文化先民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同时兼营渔猎[4].上述观点在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深入了解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兴隆沟第一地点发掘过程中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在这些植物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的粟和黍两种农作物种子，兴隆沟先民在距今8 000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粟和黍，但是从粟和黍的形态特征来看，还处于早期驯化与栽培阶段，粟和黍在遗址中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偏低，说明粟和黍在兴隆沟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所占比例不高。除了兴隆沟第一地点的植物遗存资料之外，通过对典型兴隆洼文化遗址进行区域性调查、取样与浮选工作，多处属于兴隆洼文化的遗址都发现了炭化黍，说明兴隆洼文化先民已经在生产实践中，逐渐从杂草中选择、驯化并种植黍，使其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同时，在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狗尾草、水棘针、百里香、藜和青葙等田间杂草类植物遗存，说明兴隆沟先民所从事的农业种植是粗放的。

　　关于西辽河上游地区旱作农业起源问题，我们推测，西辽河上游地区有很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和相对复杂多样的地形使野生植物种类繁多。远古先民由于食物供给的丰富，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定居生活使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深化，野生植物的用途和特性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人们最初是对野生植物加以利用，随之逐渐学会了对野生植物的栽培和控制。由于对植物的依赖性，特别是具有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的存在，植物的驯化与栽培成为必然。

　　另外，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结果中还发现了野葡萄、野山楂、蒙古栎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说明采集在兴隆沟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37.通过对白音长汗遗址的石磨工具进行实验性研究，发现这些研磨工具被用于加工各种植物类食物，包括橡子、黍和其他食物，这一研究表明发现于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研磨工具应该既被用于加工野生植物，也被用于加工驯化植物[5].

　　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均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猪与鹿的骨骼最多。经过对这些猪骨的鉴定，除了在个别头骨上能够看到可能属于家猪[6]的特征之外，绝大多数属于野猪，野生动物骨骼的大量出土表明，狩猎经济是主导性经济。

　　综合以上资料分析，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是，已经开始种植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相对粗放的旱作农业，但还处于早期驯化与栽培阶段，同时采集、渔捞、狩猎等是生业方式的主体。多种经济并存为大型居址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三）与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生业方式的比较
　　
　　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兴隆洼文化同时期并存发展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文化基本上都属于定居村落，开始了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等。

　　磁山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小米遗存。磁山遗址小米遗存的发现，被学术界广泛关注，曾引起学术界探讨旱作农业起源的热潮。但是这些小米遗存在出土时已经灰化，无法辨识。最近有学者对磁山遗址小米遗存重新进行了植硅体的鉴定和研究，发现磁山遗址出土的谷物以黍为主。说明农业在磁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近年来，植物考古学家对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进行了取样与浮选，贾湖遗址获得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处于栽培早期阶段的稻谷遗存，可能被种植的野大豆，被认为是当时采集的栎果、菱角、莲藕等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赵志军先生认为，“贾湖先民在距今8 000年前虽然已经开始种植稻谷，但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却仍然是采集狩猎，属于农业的稻谷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生产活动”[7].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比较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西辽河上游地区，考古资料与植物遗存信息显示，距今8 00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早期农业，但在生业方式中居于次要地位，采集、渔猎等仍是该阶段的主要经济活动。从农业起源与发展阶段来看，处于北方旱作农业的早期阶段[8].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
　　
　　（一）赵宝沟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相比，在聚落形态、人口密度和动植物遗存等方面均未表现出大的进步。

　　从赵宝沟文化的器物特征分析，赵宝沟文化生业方式呈现多样性特点，应该包括狩猎、采集、渔捞和农业经济等。目前学术界对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赵宝沟文化的原始经 济形态主要是耜耕农业，狩 猎 和 采 集 是 补充[9].另一种观点认为赵宝沟文化生业方式，狩猎经济居于主导，采集、捕捞作为补充，农业经济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10].在杜力营子、哈拉海洼、小善德沟赵宝沟文化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中，发现黍1粒、粟3粒和锦葵科锦葵属植物种子1粒。植物种子出土的绝对数量非常低[2]119.粟和黍两种农作物在调查浮选土样中发现，证明赵宝沟文化先民已经种植农作物，并且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作物。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农业种植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的农业应该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农业传统。这一点，从赵宝沟文化承继兴隆洼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亦可证明。虽然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农作物，但是农业在赵宝沟文化先民的生业方式中占有多大比重，当时的生业方式如何，还需要综合考察赵宝沟文化的其他因素。

　　赵宝沟文化石器中，磨制石器增多，类型多样。

　　在赵宝沟遗址，每座房屋都发现石斧、石耜等，这两类工具约占石器总数的40%.通过对赵宝沟遗址石器进行微痕观察，多数被认为是农业工具。王小庆先生对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刃骨器进行微痕分析，发现一部分 石刃 骨器作为谷物 收 割 工 具 而 使用[11].说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农业有了一定发展。

　　赵宝沟文化动物骨骼的出土数量较多，以赵宝沟遗址为例，可以鉴定属于动物骨骼标本多达538件，动物种类有猪、鹿等14种，其中猪骨达138件，马鹿骨骼达179件。赵宝沟遗址未经全部发掘，但根据已出土 动 物 骨 骼 粗 略 推 算 出 这 些 动 物 体 重 总 计4 592.39kg,可提供纯肉量1 196.19kg.由此可见，狩猎在赵宝沟文化时期仍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从赵宝沟、小山等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贝壳、鱼骨、胡桃楸果核看，采集和渔捞也是赵宝沟文化生业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以上分析，赵宝沟文化时期在生业方式中出现了农业经济，但还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采集、渔捞与狩猎仍然是生业方式的主体。

　　（二）富河文化时期生业方式的选择
　　
　　富河文化是西拉木伦河以北与红山文化交错共存的原始文化。关于富河文化生业方式的选择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富河文化有一定的农业，渔猎占有重要地位”[12];另一种观点认为富河文化以采集狩猎捕鱼为主，农业，似乎还没有发生[13].从生业方式来看，富河文化的生业方式与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时期主体生业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从其分布规律和文化特征来看，富河文化与东北地区更为密切。由于富河文化的遗址数量较少，目前对富河文化的生业方式仅限于这样的认识。但富河沟门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种类有野猪、鹿类的麝、麋，还有黄羊、狐、狗獾、洞角类、犬科、鸟类等，其中鹿类占50%,野猪占17%,狗獾占9%,洞角类占2%,整体动物群为现代东北动物区系中的山地森林型，未见草原奇蹄类，也未见大型猛兽。说明当时这一带是以茂密的森林为主的山地自然景观，狩猎是生业方式的主体。

　　从富河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承继关系，并结合富河文化的聚落分布与布局特点等分析，当时应该存在着农业，但农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三）红山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
　　
　　对于红山文化生业方式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种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出土的石质工具来看，大型起土工具石耜、用作谷物收割的桂叶形或长方形穿孔石刀、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比较常见，从耕种、收割到加工等不同环节都有相应的工具[14],当时应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15].另一种观点肯定红山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但同时，认为采集、狩猎、渔猎仍占有一定比例[16].

　　近年来，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和哈民忙哈遗址发掘过程中，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取样与浮选。

　　魏家窝铺遗址浮选出土炭化植物遗存中包括以粟和黍为主的农作物。其年代距今约5 500~6 500年，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说明红山文化早中期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而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种子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低，说明当时农业不发达。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非常的少，总计不到100粒，属于农作物的是粟和黍，其中以硬果类和鲜果类的植物遗存在种子总量中比较突出，如蔷薇科的杜梨、欧李和山杏，壳斗科的橡树，榛科的榛子，胡桃科的山核桃等[17].兴隆沟第二地点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聚落，浮选结果显示当时的农业在兴隆沟第二地点所占比重较低。

　　哈民忙哈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骸中，包括粟、黍和大麻等三种旱作农作物，用于采集的藜、大籽蒿以及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哈民忙哈遗址年代大体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相当，并且哈民忙哈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只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补充[2]121.除了上述三处经过系统取样与浮选的遗址外，在杜力营子、七家南梁、敖包山、小洼子、大窝铺等五处遗址浮选结果中，也发现黍1粒和藜科藜属藜植物种子1粒。

　　植物考古工作者对既具有针对性的兴隆沟第二地点、魏家窝铺、哈民忙哈三处分别处于红山文化早、中、晚期的典型遗址进行采样浮选，同时还对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杜力营子、七家南梁、敖包山、小洼子、大窝铺等五处遗址进行了取样与浮选[2]121.上述浮选出土的植物种子包含粟、黍和大麻三种农作物种子，还有大量的田间杂草和坚果类遗存。

　　上述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包含有以种植耐旱作物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红山文化时期出土的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遗存应该是承续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的旱作农业传统，但是当时的农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同时，在红山文化晚期哈民忙哈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麻种子，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红山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大麻，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食用、提取纤维或者将大麻用于宗教仪式。

　　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环境过渡带。当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层薄，沙化严重，在生态环境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特点。“生态过渡地区同时也是不同地带动植物种类的混杂区，这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广泛的食物资源提供了条件。生态脆弱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易变区，当地的植被经常发生变化，并导致动物群构成的改变，由此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动植物食物资源的来源。促使人们将其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地扩大。”[18]

　　同时，通过对这一地区孢粉组合研究结果分析，西辽河上游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属于植被比较繁盛的温干疏林草原环境，气候温暖湿润，河湖众多，广泛分布的暖温带阔叶阔叶林，不仅水产丰富，更是各种飞禽和草原动物适宜的栖身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为远古先民在这里从事渔捞、采集、狩猎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现在还流传着这一地区“棒打狍子瓢舀鱼”的谚语。这一点，从红山文化发达并且多样的石器群特征也可以得到证明。红山文化以大型石器为主体的石器群中，与农业有关的工具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等起土工具为主，缺少农田细作铲类工具，可能反映当时大面积垦荒和耕作广而粗的生产状况。而薄刃锋利的打制石器和出土概率众多的细石器及在其他农业区所不见的骨梗石刃器则多与切割皮肉有关。

　　同时，在红山文化诸多遗址中还多见石镞，“石镞的功能主要是狩猎，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牛、羊、猪等家畜骨骼以及野生的鹿、獐、狍子等动物骨骼，这些都说明当时狩猎、畜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19].在魏家窝铺遗址浮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及部分动物骨骼，其中鱼骨的数量很大，这说明渔猎在红山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主要以狩猎、渔捞、采集等为主，以粟、黍等农作物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尚处于初始阶段。

　　（四）与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生业方式的比较
　　
　　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与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并存发展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分布在我国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广大地域内的原始文化。有关仰韶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研究，以鱼化寨遗址为代表。鱼化寨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可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划分为三段，分属仰韶文化半坡早期、中期、晚期，鱼化寨中期应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应属半坡晚期[20].年代在距今6 000~6 500之间。

　　鱼化寨遗址浮选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12 800粒，其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多，二者合计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1%.还发现有少量的炭化稻米。其他出土的植物种子包括有杂草类植物，以及菱角等可食用植物[20].同时根据统计，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概率高达81%,说明粟和黍这两种小米是鱼化寨先民的主要食物资源。据此，赵志军先生认为仰韶文化早期的生业形态已经是以农耕生产为主。

　　从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的研究结果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在生业方式中占据主导，并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农作物品种发生了变化。而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虽然存在着农业种植，但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即农业生产在生业方式中不占主导，采集、渔捞、狩猎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业方式。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在生业方式中的变化，受到各个地区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的制约与影响，这一点在西辽河上游地区比较突出。总体来看，距今6 500年左右中原地区已经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化。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
　　
　　（一）小河沿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与生业方式选择小河沿文化是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由于小河沿文化的文化特征既表现出由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时代过渡的许多特征，又保留着较多的红山文化因素，所以又被称为“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聚落资料较少，目前所发掘的大多数是墓葬资料。关于其经济结构的探讨，一般认为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21].为了进一步了解小河沿文化时期的生业方式，我们对兰平县境内遗址进行了调查取样与浮选，但在两份样品中没有发现任何炭化植物遗存[2]125.虽然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但从小河沿文化器物群特征大多来自红山文化的文化主体这一现象来分析，农业在小河沿文化的经济中应该是存在的。

　　对于小河沿文化的生业方式，我们只能根据小河沿文化居址和墓葬资料进行分析与归纳。小河沿文化发现的房址不多，目前见到的房址面积较小，一般不超过六七平方米。在房址周围发现数量不等的灰坑，可能是存放物品的窖穴。从房址布局来看，当时的建筑显得简陋。小河沿文化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钵、盆、盂、尊、豆、壶、器座、案、勺等。石器的加工方法分为打制、磨制、压削3类，主要有斧、锛、凿、刀、钺、镞、石叶、璧、环、镯、璜、管、珠等。骨器主要有匕、锥、镞、针、针筒、环、束发器等。蚌器多为装饰品，主要有环、珠、长方形牌饰等。在上述器物中，骨梗石刃刀是小河沿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类，大南沟墓地共出土13件，皆选用动物肢骨劈裂成两半作柄体，一侧或两侧中部有凹槽，用来嵌粘石叶，石叶多呈长方形，两端的石叶近似三角形，外凸弧刃，石叶通体压削修整，外侧边缘均加工出刃部。赵宾福先生对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进行研究，发现这类复合骨梗石刃刀具，为我国农业文化所不见，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渔猎生产经济的一种标识[22].小河沿文化的骨梗石刃刀，从其锋利程度来看，应该是剥离兽皮、切割兽肉的主要工具。

　　小河沿文化遗址较少，人口密度降低，大概与当时的气候恶化、土地承载力降低有关。孢粉分析表明，距今5 000年前后，西辽河上游地区落叶阔叶林开始减少，适应性较强的桦树和喜温干的松树扩大，中温性草原占据低丘陵地，气候可能向温干方向发展。相对干冷的气候条件，对小河沿文化生业方式的选择也产生了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小河沿文化时期农业应该是存在的，但生业方式的主体还是该地区的采集、渔捞和狩猎传统。

　　（二）与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生业方式的比较在中原地区，与小河沿文化并存或略晚的是所谓诸龙山文化。考古学上也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龙山时代。中原地区代表性的遗址有：王城岗遗址。

　　两城镇遗址浮选结果显示，稻与粟都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而且与大汶口文化时期相比，稻呈现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发掘者认为这有可能成为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23].同时，靳桂云先生对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做过浮选的遗址进行了综合分析，一是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显着低于农作物；二是农作物包括稻、粟、小麦和大麦；三是正式发掘并系统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4个遗址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野生植物遗存，说明采集野生植物是当时生业经济的一个补充[24].一定数量野生植物遗存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农业还没有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

　　王城岗位于河南登封市告城镇西部，遗址包含自龙山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基本上连续的文化堆积。

　　在龙山晚期浮选样品中，除了北方旱作农业的传统作物粟和黍外，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稻谷和大豆遗存[25],这说明最迟在龙山时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农作物布局在中原地区已经趋向复杂化。

　　从小河沿文化与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生业方式比较来看，小河沿文化的生业方式主体主要还是采集、渔捞和狩猎，农业并未占据主导。而王城岗遗址在北方旱作农业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农作物布局已经趋向复杂化。

　　四、结语
　　
　　通过对西辽河上游地区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生业方式对比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两个地区都是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生业方式，农业虽然在这一时期出现，但还处于辅助性次要的地位，但农业的出现对这一地区农业起源的影响意义深远。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辽河上游地区受到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采集、狩猎、渔捞仍然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业方式，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阶段，生业方式以农耕生产为主，完成了采集、狩猎向北方旱作农业的转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辽河上游地区由于缺少植物考古学新材料，目前的认识还是采集、渔捞、狩猎作为主要生业方式，但农业的地位不容忽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已经完全处于农业生产阶段，从植物考古学材料来看，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农作物布局在中原地区已经趋向复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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