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又称汉江,为长江第一长支流,发源于陕西汉中市宁强县,而后向东南穿越汉中、安康等市,进入鄂西,经武汉市汇入长江.其上游东西穿越汉中盆地,支流众多,气候湿润,土壤肥沃,自然环境优越,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其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又是中国西北与西南来往交流的交通要道,是南北文化交流、融汇、共存的地带.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汉水上游先后发现了紫阳白马石、马家营,西乡红岩坝、何家湾,南郑龙岗寺、汉阴阮家坝、城固宝山等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的遗址.据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分析研究,这些遗址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与关中渭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面貌一致,而晚期文化则表现出了与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的相似性.所谓的早期巴文化主要指在鄂西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夏商西周时期文化遗存.

　　一、汉水上游地区龙山至夏商时期考古

　　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文化性质

　　1. 考古遗存

　　(1)阮家坝遗址:位于汉阴县渭溪乡阮家坝村西.1981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7 年开始进行发掘.该遗址共分为三个区,共包含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即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夏商时期类型.前三种文化遗存属于关中地区文化类型,而其夏商时期的遗存则较多地与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较相近.夏商时期的遗存主要分布在 II、III 发掘区.遗址因长期受洪水侵蚀而破坏严重,故没有发现成片的地层堆积,仅只发现夏商时期两个灰坑,灰坑中出土遗物均为陶器.多为夹砂黑灰陶或夹砂红褐陶;器形主要为圜底器和平底器;器类为圜底罐和杯,圜底罐主要以夹砂为主,分为 I 式、II 式.杯以泥质为主.器表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绳纹,这两种纹饰都见于圜底罐中.弦纹很少,主要见于杯上.制法,多为手制.[1]

　　(2)白马石遗址:位于紫阳县金川乡白马石村南.1981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5 年开始进行发掘.整个遗址由于长时间受江水侵蚀而破坏严重,只有东部文化层保存较好.地层堆积可以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为扰乱层,包含有汉代、南北朝、清代文化遗存;第三层为汉代文化遗存;第四层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文化遗存;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白马石遗址文化遗存共分为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属于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遗存.第二期文化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文化,陶器多与鄂西地区早期巴文化遗物相近,以第四层堆积为代表,在该堆积层中发现有灰坑一个,石棺墓两座.遗物中的陶器多为黑皮红胎陶,夹砂褐陶次之,器类有圜底器、平底器和尖底器.器形为罐、盆、豆、杯、器盖、器座等.以素面磨光陶居多,另还有绳纹、弦纹、划纹,亦有篮纹、方格纹、指甲纹等,制法,多为手制.罐大多为夹砂陶,除素面外,多饰绳纹.其中 VII 式、VIII 式,IX 式和 IXX 式为黑皮陶,多为素面,或饰绳纹、弦纹.小罐为泥质黑陶,表面磨光.盆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多为素面,或饰有弦纹、绳纹.豆以泥质陶为主,亦有夹砂陶,多为素面,或饰有弦纹.杯皆为泥质,多为素面,或饰瓦棱纹.小杯:夹砂红陶,素面.器盖有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黑皮陶,皆为素面.器座为夹砂灰陶,素面.[2]

　　(3)龙岗寺遗址:位于南郑县石拱乡爱国村西北部.1959 年调查时发现,1983 到 1984 年进行发掘.遗址位于龙岗岗地的东部尾端.堆积层可分四层,第一层为农耕层;第二层为唐代的扰乱层,文化遗物包含新石器时代、汉代、南北朝和唐代时期的遗物;第三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第四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该遗址的文化类型主要有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零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中的陶器多为黑皮红胎陶和磨光黑陶,少量的泥质灰陶和夹砂红褐陶.器形有罐、盆、小碗、豆等.纹饰有绳纹、篮纹、压印纹、划纹、戳刺纹、指甲纹等.罐以泥质陶为主,饰细绳纹.盆皆为细泥磨光黑陶.碗以泥质黑陶为主.豆则为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有细柄和矮粗柄之分.[3]

　　(4)西乡红岩坝遗址:位于西乡县红岩坝村1981 年开始进行调查和试掘.整个发掘区内的文化堆积层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龙山文化时期);第三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该遗址的文化类型主要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中陶器多为黑皮红胎陶,红陶次之,灰陶较少.黑皮陶多为泥质,也有的夹细砂,皆为黑皮红胎.器类以平底器为主.器形有罐、盆、钵、豆等.陶器以素面为主,另还有绳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陶罐以夹砂黑皮陶、泥质黑皮陶以及夹砂红陶为主,饰绳纹者居多.盆以泥质黑皮陶为主,亦有泥质灰陶和细砂红陶.缸为夹砂红陶.豆为泥质黑皮陶,素面.小陶缸为夹砂灰陶,饰锥刺纹.[4]

　　(5)何家湾遗址:位于西乡县板桥乡何家湾村西.1956 年田野调查中发现,1980 年开始挖掘.地层堆积可以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农耕土;第二层为扰乱层;第三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第四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第五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该遗址的文化类型主要有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存中陶器(片)多为细砂黑皮陶和细泥黑陶,少量的细泥灰陶和夹砂红陶.器类多为平底器,器形有钵、盆、罐、盘等.陶器以素面磨光为主,纹饰有绳纹和堆纹.钵为细泥黑陶,素面.盆为细泥黑陶或灰陶,素面.罐以细砂黑皮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盘为细泥黑陶,素面.[5]

　　(6)马家营遗址:位于紫阳县汉城乡马家营村南.1981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6 年开始发掘.整个遗址分为三个发掘区,文化性质包含有四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即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夏商遗存.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中有一座房子、四个灰坑、四座石棺墓.遗物中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和夹细砂红褐胎黑皮陶,器形为平底,器类有罐、尊、壶、钵、陶支脚等.陶器表除素面外,有纹饰的见有绳纹和划纹.

　　制法,以手制为主.陶罐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中III 式为夹细砂红褐胎黑皮陶,饰绳纹;亦有一部分的划纹.高领罐有夹砂红褐胎黑皮陶和夹砂黑褐陶,II 式饰绳纹.尊为细砂红褐陶,口沿唇部压有花边,饰绳纹.壶为夹细砂红胎黑皮陶,素面.钵为夹砂红褐陶,素面.陶支架共两式,皆为夹砂红褐陶,实心.[6]

　　(7)宝山遗址:位于城固县宝山村.1990 年田野调查时发现,1998 年开始发掘.整个遗址分为两个发掘区,以 A 区为主.文化遗物可分为:汉代、商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商代的遗存占主要部分"[7].宝山商时期遗存在汉水上游一带有较多的分布,这些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总称为宝山文化.宝山商时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质地以夹砂褐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皮陶、夹砂黑皮红胎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灰胎陶和泥质黑皮灰胎陶.

　　陶器多数素面无纹,有纹饰的多为绳纹、线纹、篮纹、方格纹、阴弦纹、凸棱纹、三角折形线纹纹、圆形镂孔、十字镂空、以及鸟纹、联珠纹等.器物制法,有轮制、手制以及模制.器类主要有高柄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小平底(近尖底)器,以前者高柄器和圈足器为主,而后者平底器、三足器较少.

　　器形有豆、高颈小平底尊、尊形杯、圈足尊、有柄尊、敞口尊、扁腹壶、陶罍、高杯器座、圈足罐、簋、釜、圆腹罐、大口深腹罐、小底钵、尊形小罐、高颈尊形罐和直筒形杯等.豆中多数整体为泥质黑皮陶,也有豆柄和豆盘陶质不一样者,多在柄上饰有阴弦纹.高颈小平底尊均为泥质陶,以灰陶、黑皮灰胎陶为主,少量的黑皮红胎陶.肩及腹上部饰凸棱和阴弦纹,颈部口沿下饰几何形图案纹.尊形杯根据器形分为小底尊形杯、细高柄尊形杯和高圈足尊形杯,其中小底尊形杯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

　　泥质陶中有黑皮灰胎或红胎陶,夹砂陶有灰陶、红陶和黑皮红胎陶,纹饰有阴弦纹、十字图案.细高柄尊形杯多为泥质陶,饰阴弦纹、弦纹.高圈足尊形杯以泥质灰陶为主,亦有夹砂褐陶,饰阴弦纹和圆形镂空.圈足尊根据器形可分为长颈圈足尊和有鋬圈足尊.其中长颈圈足尊为泥质灰陶,饰阴弦纹.有鋬圈足尊以泥质灰陶为主,饰阴弦纹,亦有泥质黑皮灰胎或红胎陶.有柄尊有夹砂灰陶和夹砂褐陶两种,饰阴弦纹,有圆饼饰.敞口尊为泥质灰陶.

　　扁腹壶以泥质灰陶为主,还有泥质黑皮红胎陶,饰有阴弦纹和刻划纹.陶罍有泥质黑皮灰胎陶,泥质灰陶,亦有夹砂灰陶,纹饰有阴弦纹、圆形镂空等.高柄器座皆为泥质陶,饰有阴弦纹、圆形镂空等.圈足罐,以泥质灰陶为主,亦有泥质黑皮灰胎陶,饰阴弦纹、圆形镂空等.簋以泥质灰陶为主,亦有泥质黑皮灰胎或红胎陶,饰阴弦纹.陶釜以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灰陶和泥质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圆腹罐,以夹砂褐陶为主,也有泥质黑皮红胎陶,饰阴弦纹、绳纹.大口深腹罐,为夹砂陶,以橙褐色居多.小底钵,有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种.尊形小罐,夹砂陶,饰阴弦纹.高颈尊形罐,夹砂陶.直筒形杯,黑皮红胎陶,饰阴弦纹.[7]

　　2. 小结

　　龙岗寺、红岩坝、何家湾、马家营的文化内涵有一定的共性:陶器的外表都有黑皮,纹饰都有绳纹,有一定的素面陶,都有罐,并以罐为主要的生活用具.它们与白马石遗址应该为一个文化体系.根据研究,它们的文化性质与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相似,所以也属于早期巴文化体系.上述这几处遗址都分布于沿江或河流的一级、二级台地和岗地上.这些沿江的一些台地和岗地,地理环境相对优越,地势较开阔,适宜人类居住.遗址地及附近地势相对平坦,可种植农作物,因其靠近河,流便于用水和捕鱼,出行方便.但同时也因距河流较近,遗址遭受破坏的现象较严重.

　　二、汉水上游地区与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的关系

　　1. 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

　　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类型主要有:三峡西部地区有以万州塘房坪类型(文化)为代表的诸遗存,时代大约相当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以中坝子类型(文化)为代表的诸遗存,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末期至商代前期.三峡东部地区有以白庙类型(文化)为代表的诸遗存,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早、中期.以路家河类型(文化)为代表的诸遗存,时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殷墟早期.

　　(1)塘房坪类型(文化):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部分表外施有黑皮.器类有罐、釜、器盖、盆、钵、瓮、缸等.大多陶器素面无纹,有纹饰者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弦纹、方格纹、菱形印纹、钻纹.制法,有手制、轮制.

　　(2)中坝子类型(文化):陶器以夹细砂红褐或黄褐陶、灰陶占多数.另还有一定数量的红陶、黑陶、黑皮红胎陶等.器形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亦常见,另还有一定数量的尖底器、三足器.器形以罐、碗、豆形器为主体.另还有豆、翁、壶(瓶)、缸、杯、鬹、簋形器、勺、器盖等.以罐的种类最多.陶器多为素面,有纹饰的较少,以绳纹为主,其次是弦纹、篮纹、线纹,少量的压窝纹、锥刺纹、雷纹、波纹、花边纹、附加堆纹等.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较少.

　　(3)白庙类型(文化):陶器以夹砂灰(灰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黑皮陶,器形有罐、盘、瓮、豆钵、碗等.纹饰以细绳纹、方格纹为主,另还有篮纹、叶脉纹、弦纹.制法,以手制为主,往往经慢轮加工修整.

　　(4)路家河类型(路家河文化二期):其陶器以夹砂褐黑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器形多为圜底器,另还有少量的袋足器、圈足器、平底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另还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8]

　　2. 两地区巴文化遗存的比较

　　(1)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与三峡西部地区塘房坪类型陶器相比较,如阮家坝遗址夏商时期遗存 II式圜底罐,圆唇、高领、微弧,这些特征与塘房坪类型 Aa 型 IV 式罐相似;白马石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夏商遗存 II 敞口罐,尖唇、宽沿、颈微束、鼓腹,这些特征与塘房坪 Cb 型 I 式罐相似;红岩坝遗址龙山时期遗存 III 式侈口罐,折沿、深腹微鼓、平底,这些特征与塘房坪类型 D 型罐相似,唯有口部略有不同;马家营遗址夏商时期遗存 V 式侈口罐,斜沿、尖唇、敛颈、鼓腹,这些特征与塘房坪类型 Cb 型 II式罐相似.

　　(2)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与三峡西部地区中坝子类型陶器比较:如白马石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存 I 式器盖,喇叭状钮、器壁稍外弧,这些特征与中坝子的器盖相似;红岩坝遗址龙山时期遗存 III 式侈口罐,折沿、腹微鼓、平底、绳纹,这些特征与中坝子深腹罐相似;马家营遗址夏商时期遗存 IV 式侈口罐,折沿、腹微鼓、绳纹,其特征与中坝子深腹罐相似.

　　(3)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与三峡东部地区宜昌白庙类型(文化)陶器相比较:如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 I 式杯,直口微敞,筒形腹,底部外缘突出,这些特征与白庙遗址中出土的觚的形制相似.

　　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 II 式豆,钵形盘,腹较深,喇叭状粗圈足,这些特征与白庙遗址 II 式豆相似;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 III 式侈口罐,斜沿,这些特征与白庙遗址 V 式罐相似;白马石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 IX 式罐,直口、高领、球形腹,这些特征与白庙遗址 I 式釜相似.同时在陶质方面,两地都有黑皮陶,纹饰两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

　　(4)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与三峡东部地区宜昌路家河类型(文化)陶器相比较:如阮家坝遗址夏商时期的遗存中 I 式圜底罐,敞口、尖唇、圆鼓腹、圜底,这些特征与路加河文化中的 G 型小型釜形制相似;阮家坝遗址夏商时期的遗存 II 式圜底罐,敞口、圆唇、翻沿、束颈,器形与路家河 A 型 IV 式釜形制相似;同时在陶质方面,阮家坝为夹砂黑灰陶或夹砂红褐陶,路家河类型(文化),以夹砂褐黑陶为主,器类两地都以圜底器为主,纹饰两地都以绳纹为主.

　　(5)汉水上游宝山遗址商时期文化与三峡东部地区宜昌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商时期文化陶器相对比:如路家河二期后段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器物纹饰以绳纹为主,也有方格纹、弦纹、镂空等.制法有轮制、模制和手制,以泥片拼接法为主.器类以圜底器为主,尖底器、圈足器次之,少量的平底器和袋足器.而宝山遗址商时期文化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中有大量的绳纹,也有一定量的方格纹、弦纹和镂空等,制法,亦有手制、轮制和模制.器类中有大量的圈足器、圜底器和小平底器(近尖底器).对比两地的遗址特征,可见共性较多,再对比两地的器物如陶釜:宝山 C型 I 式圜底釜,侈沿、束颈,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A型 III 式釜相似;宝山 A 型 III 式圜底釜,侈沿、弧肩、弧腹,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A 型 I 式釜相似;宝山 F 型圜底釜,侈沿、束颈、颈较高、弧腹,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G 型釜相似.再如豆:宝山 Aa 型 I式豆,浅盘、坦腹、细把,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B 型豆相似.还有小底尊形杯:宝山 Ab 型 II 式小底尊形杯,长颈、颈部高度高于腹身,腹部微弧鼓、小平底,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Aa 型 IV 式相似.高柄器座(路家河报告中称为灯座形器):宝山 I 式上斗,大侈口、宽平沿、尖唇、腹部内弧下收,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A 型 I 式上斗相似;宝山 II 式底座,柄上有宽棱沿,柄底部弧度较缓而下平出至底口,这些特征与路家河 A 型 I 式底座相似.

　　(6)塘房坪类型和中坝子文化陶器中都有一定量的黑皮陶,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中有大量的绳纹,以罐为主要生活用具,这与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陶器多为黑皮陶,器物多饰绳纹,并以罐为主要生活用具的特征极其相似.

　　3. 小结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汉水上游巴文化和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是属于一个文化体系,它们有着相同的文化因素,所以可以得出:"龙山时期,江汉、鄂西的原始居民与汉水上游地区的原始居民就有了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或许可以这样说龙山文化至夏商时期,鄂西、三峡地区的巴人已深入到了汉水上游地区".[9]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宝山文化和路家河二期后段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持发掘者将宜昌路家河遗址二期后段文化遗存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时间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早段.对宝山商时期遗址的文化遗存,主持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四段,时间从二里岗上层稍晚时期到殷墟三期.从时间上可以看出路家河二期后段文化早于宝山商时期文化,所以宝山文化当源于路家河二期后段文化.正如有学者研究分析:"宝山文化可能是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较早时期分化迁徙而来.在吸收和揉进当地土着及近邻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这两个文化的主人,各为巴人的一支."

　　三、宝鸡鱼国巴文化遗物的发现与认识

　　1974 年到 1981 年,宝鸡市博物馆先后组织发掘了宝鸡市茹家庄鱼伯及其妻子井姬墓,宝鸡市竹园沟鱼季及其氏族墓地,宝鸡市纸坊头鱼伯墓,发掘清理了从西周武王前后至康王、昭王、穆王时期的四代鱼国君(鱼伯)及其家族共 27 座墓,出土文物 2675 件.其中青铜器占 241 件,且大部分墓中都有出土.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陶器颇具特色.根据器形、陶制、陶色、以及组合上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组:

　　(1)甲组:以宝鸡竹园沟 M9 为代表,两鬲、一罐、一豆组合,其器形纹饰与关中地区周人墓地出土的陶器没有大的差别.

　　(2)乙组:以宝鸡竹园沟 M1 为代表,马鞍形双耳罐、单鋬双联罐,其器形纹饰比较接近甘肃寺安文化安国类型文化.

　　(3)丙组:以尖底罐和各种类型的平罐为代表,丙组器物出土数量最大,几乎每座墓葬都成群出土,他们是鱼国墓地陶器的主流,其中尖底罐是最具有特色的器物,器物质地不仅有陶制的,还有铜制的,做工精细.同时在茹家庄遗址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的尖底陶罐的残片,可以证明它们是一种实用生活器皿.[11]

　　鱼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尖底器,不仅有实用性质,还有明器性质,这足以说明尖底器在鱼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众所周知,尖底器是三峡鄂西地区巴文化的重要标志性器物,所以,专家分析认为,鱼国人为巴人,是巴人向西迁徙的一支[12].

　　四、结语

　　对于巴人的起源,有很多的说法,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巴人起源于三峡鄂西地区.因此,我们暂时可以确定汉水上游巴人的来源,也可对汉水上游巴人的迁徙路线进行探讨.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如朱世学先生研究认为:"巴族中的一支在夏商之际离开长江三峡,沿任河进入汉水,溯江而上,进入汉中盆地"[13].又如唐金裕先生分析指出:"(他们)在殷商之际主要活动在汉水上游流域.在殷商后期被殷人征服,成为殷的方国.殷晚期及西周,向北翻越秦岭进入秦岭(宝鸡)"[14].而对于他们从汉中盆地进入渭水流域的具体路线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卢连成、胡智生先生研究认为此路线或为:从城固、洋县至武都,经康县、成县、徽县到宝鸡南部凤县、甘肃两当一带.或为:循嘉陵江谷道北上,至凤县定居,后翻越秦岭,到达宝鸡渭水南岸建立古鱼国[15].而根据汉水上游早期巴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范围,我认为可以做出以下的推论:

　　巴人起源于三峡鄂西地区,他们中的一支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溯大宁河、任河北上,到达汉水上游,在这里与当地土着文化交流,留下了红岩坝、白马石等龙山时期文化遗存,阮家坝、马家营夏商时期遗存.后来继续发展壮大,从而产生了宝山商时期文明,随后在商代晚期向北继续发展,翻越秦岭,到达渭河,建立了古鱼国.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后,进而向东进攻并灭巴国.巴国虽然灭亡了,但巴族居民仍在这一区域里活动,直到最后一部分融入汉民族中,一部分则发展为今天的土家族.

　　纵观汉水流域的巴国巴文化,因战争兴,又因战争而亡.该地域巴文化有其独特性,又包含极强的包容性.但是由于文献对于汉水流域的巴人记载不多,汉水上游的巴人遗存考古资料也不多,因此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一些问题目前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而仅依据历史文献单方面去考证,缺乏可信度.只有期待更多的考古资料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