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秋，参加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规划工作的前期考察活动，对高昌故城、台藏塔遗址及吐峪沟、胜金口、七康湖石窟寺的现状和历史沿革有了一些初步了解。以下是考察中获得的第一感受，以及研究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点滴不成熟想法，写出来供有兴趣者作进一步探讨。

　　一、高昌故城

　　高昌城滥觞于西汉时期的屯垦戍堡，从军事据点发展为郡县级城市和地方政权的都城（间或为中央政权辖属的州县），大致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城、高昌国都、唐西州城、回鹘高昌及高昌回鹘国都五个历史时期。至明初城址废弃，历经1400余年。

　　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城墙与建筑基址，城墙遗址有外城、内城、小城三重，其中外城城墙相对完整，内城城墙大半缺失，城门遗址毁坏严重。现存地表可见的建筑遗迹占地约 40公顷，为故城面积的20%左右。

　　1.规制

　　故城遗址现存内外三重城墙。外城周长按东晋尺长（0.245米/1尺）折合约为12里（0.245 ×6×300×12=5292米）。据《水经注》等史料记载，汉晋时期的县级城市，规模已在周十二里左右，且多有内外二到三重城墙，内城称金城或子城。摄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城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东西（南或北之误）隅有金城”[1].

　　莒县（今山东莒县）：“其城三重，并悉崇峻，唯南开一门，内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许里”[2].罕（今甘肃临夏）：有外城、内城。347年后赵攻城，太守欲弃外城[3].

　　临羌新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城有东西门，西北隅有子城”[4].

　　巫县故城：今四川巫山县，孙吴时建平郡。“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5].宜城：今湖北宜城市东南。楚鄢郢。“大城之内有金城”[6].

　　西晋时，高昌大姓已持有符合晋代礼制的仪仗、象征权力的节和指挥军队的麾，并可能享有晋制州僚佐从属郡辟举的权力[7],据此则高昌设郡之后亦可能依晋代州县城规制营造城池。敦煌遗书中的《西州图经》残卷记唐西州城内有子城：“……圣人塔一区。右在州子城外东北角”,或即反映西州城城池仍沿袭前凉高昌郡规制。

　　2.年代

　　有关高昌故城现存遗址的年代，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探讨的热点。关于现状城址的形成时期，有麴氏高昌、唐西州城、回鹘高昌等几种说法：-高昌故城的外城墙建于麴氏高昌国时期[8].-这个古城应是唐设西州，或以后回鹘高昌时代所改建的[9].-现有的高昌城应是回鹘高昌城的遗迹。……应是回鹘时期在前代高昌城的基础上改筑扩建而成的[10].

　　据现有遗存及出土文物的情况分析，高昌故城的城市格局基本上是延续的，历史上没有经过大的变动。

　　20 世纪初在中部小城的东南角出土北凉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及北凉小石塔，说明自5世纪上半叶起，小城一带就是城内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区域。20 世纪初黄文弼先生考察高昌故城时，中心塔寺尚留存有四周高墙，说明北凉时期的遗存在其后历代仍受到保护而并未加以损毁。

　　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关于麴氏高昌及唐西州城外水渠的资料比较，唐西州城基本上仍延续了麴氏高昌时期的规模[11].

　　据《宋史》中所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宋使王延德高昌行记，高昌城内“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说明回鹘高昌时期，城内仍保留了唐西州时期的大量佛教寺院，也意味着回鹘高昌时期基本延续了唐西州时期的城市格局。

　　麴氏高昌后期为抵御唐军，曾“增城深堑”,即在原有城防设施的基础上加高城墙、深掘城河；唐军攻打高昌城时还使用了楼车等专门器械。这说明至麴氏高昌后期仍保持了原有的城市规模，同时可知当时的外城墙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遗址中可见内城墙墙体较薄、外无马面，基本不具防御功能，故不可能是麴氏高昌的外城墙遗迹。因此，现状外城墙除非是将麴氏高昌城的外城墙整体拆除之后重新筑造的，否则即应为麴氏高昌时期所筑。

　　麴氏高昌后期的延寿改制时，曾在外城东、南、西、北各面原有的“四门”之外又另辟新门，并出现了青阳、金福、金章、玄德、建阳、武城等城门名称，其中青阳门与建阳门，在北魏洛阳及宋建康都是东城城门的名称。因此，认为这种新辟城门并以汉地五行方位之说加以命名是仿效汉地都城规制的做法，已为学术界所共识。据遗址规模分析，内城每面宽度不足千米，只有外城城墙上存在四门之外再行辟门的可能。因此可以基本推定，高昌故城现状内外城的城墙遗址均应是麴氏高昌时期的遗存。

　　3.建筑形式与做法

　　据遗存现状所反映出来的平面形式，结合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提供的资料，高昌故城中基本的建筑样式至少有以下三种（见表）。另外，据勘察资料记载，高昌故城中出有瓦当[12].同时出有样式、彩绘接近于敦煌石窟的木质插 构件[13].这说明城内亦曾建有汉式坡顶木构建筑，但目前从遗址现状中尚无法对这类建筑物加以甄别判断。

　　第一类建筑物即当地所称“ 巴孜”,是中亚地区流行的一种建筑形式。高昌故城中外城西南角寺院中的方形平面建筑物，以及内城南部摩尼教寺院中的方形平面建筑物（在德人着作所载图片中仍可见墙体与门，图1），均属此类。这种形式往往为建筑群中比较重要的建筑物所采用。

　　第二类建筑物即故城中大量出现的夯土隔墙、土坯起 的联 排房，这种建筑形式应主要为市坊、民居所采用（图2）。据现存遗迹推测，该类建筑的顶部应为平顶。王延德高昌行记中亦记：“地无雨雪而极热，……屋室覆以白垩。开宝二年（969），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屋顶以厚实覆土隔热，遇暴雨即坍毁，这正是旱热地带平顶建筑的特征。

　　第三类建筑形式是根据现有遗迹和出土建筑构件所作的一种推测。在西南大寺遗址中可以看到中心塔殿外墙与四周排房之间有相对的卯孔，应是放置大型水平构件所遗留的痕迹（图3、图4）。而高昌故城遗址中又出有大量长度在1.5米左右的木构件（图5），从构件的尺度及形式分析，其中除了门窗框架之外，还应有架设于大梁（次梁）之间的密肋枋木，上承平顶屋面。这种做法在现存藏式建筑中多见。据遗存构件上的装饰性彩绘纹样推测，不会是一般居民住房所用，最有可能出于寺院、衙署等较高规格的建筑遗址。

　　而据印度中亚地区的石构建筑遗存可知，中心塔殿周围带有平顶回廊，是佛教寺院建筑中普遍的形式与做法，这也应该是我国新疆地区常见的中心塔殿周围回廊的寺院建筑遗址的原有外观形式。如焉耆的七个星遗址，交河故城的大寺、小寺遗址，以及胜金口佛寺遗址，等等。

　　根据上述各种建筑平面形式在遗址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测高昌故城中的建筑物应以穹顶与平顶两种为主，尤其是大量的居住建筑，应该是采用筒 结构的平顶建筑。回廊平面虽然目前只见于西南大寺之中，但是否还会有其他平面形式的建筑物采用密肋梁结构，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

　　二、吐峪沟石窟寺

　　吐峪沟石窟寺是已知吐鲁番地区年代最早的石窟寺。窟群规模反映出该地区历史上，特别是自北凉政权统治高昌以后佛教的重要社会地位。窟群布局展示了当时石窟寺院的规制并体现了高昌石窟寺院的建造特点。同时洞窟形式与壁画风格反映出多种文化在高昌地区的汇聚，既明显具有汉地（敦煌）佛教石窟的特点，又显示出龟兹石窟的影响。

　　从出土带有西晋元康六年（296）题记的《诸佛要集经》写本来看，石窟寺的建造不会晚于此时。推测现存洞窟中年代最早的可能开凿于4-5世纪。与雅尔湖石窟寺（5世纪上半叶车师前部遗存）相比较，则吐峪沟在窟群规模、洞窟类型方面更具价值。

　　石窟寺位于河谷东西两侧的山腰上，下距谷底20~30 米，沿沟谷两侧南北约 500米范围之内分布，其中主要窟群有4处，沟东、沟西各2处，现存洞窟总计为94个。

　　1.窟群性质

　　据遗存现状推测，吐峪沟石窟寺中几乎没有可供公众周旋的通道与场地空间，除了位于沟口附近的洞窟外，各窟群的上下交通均十分不便，沟谷中没有道路，仅沟西中部窟群下方存有早期羊肠小道遗迹，其他各处窟群中均未见道路遗迹。

　　可以想象当时的石窟寺内外是一种与世隔绝的修行环境。因此，吐峪沟石窟寺应是主要作为僧人修行处所的佛教石窟寺院，是根据僧人修行的要求，选择人迹罕至的沟谷深处、山顶陡崖，开窟造像、筑室修禅。因此在窟群的选址、布局、建造特点与环境空间等方面，与雅尔湖、胜金口及柏孜克里克等作为王室或世俗供佛场所的佛教石窟寺院有所不同。

　　2.布局

　　吐峪沟石窟寺中两处规模较大的窟群中，显示出两种不同的布局方式，反映了当时石窟寺院择山水胜地而建、依地形规划布局的建造特点。

　　（1）沟东窟群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了顺山势地形成组联排组合的方式，每组均由一座主要洞窟及其下数层窟前建筑所组成，并有各自的布局轴线。现状遗址中明显存在成组关系的洞窟与窟前建筑有5组，沿弧形山坳自北向南依次排列（图6）。

　　从这种总体布局情况分析，石窟寺开凿前应进行过规划设计，预先选定了开凿主窟的位置，并确定了相应的窟前建筑规模。

　　对龟兹石窟中的洞窟组合，有“五佛堂”的说法，即认为是由五座窟室组合而成一处石窟寺院，而整个窟群则由数个寺院组成。吐峪沟沟东窟群的规划设计意图是否与此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沟西窟群位于山顶人工开辟的长条形平台之上，总体布局采用了沿崖壁一字排开的方式，不存在洞窟与窟前建筑的对应组合，而是以一条走廊将联排的窟室联系起来。这种布局方式明显也是针对选址情况预先设计的。

　　（3）窟群以中心柱窟为中心。虽然沟东和沟西窟群采取了不同的总体布局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二者均以中心柱窟作为窟群的中心主窟。

　　沟东窟群的5 组洞窟组合中，中心柱窟（第38窟）一组居中，左右各有两组洞窟组合；沟西窟群则以中心柱窟（第12窟）为中心，两翼各设多座联排纵券顶窟室（南5北6）。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认为年代较早的洞窟均各自位于窟群的边缘。如沟东的第44窟位于窟群的南端，同时（就现状看）不存在窟前建筑遗迹；沟西的第20窟则位于窟群联排券室的北端。可见这两处窟群都不是以现知年代较早的洞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座窟室的开凿背景及其与整个窟群之间的关系。

　　3.洞窟

　　（1）窟型

　　沟东现存几处主要洞窟的形式均各不相同，几乎无一重复，而且集中了高昌石窟中的所有窟型，这是其他窟群中很少见到的现象。

　　列举窟型如下：中心柱窟（38窟）；方形穹顶窟（44窟）；方形平顶窟（40窟，带有圆井）；覆斗顶窟（41窟）；纵券顶窟（42窟，两侧带有小室）。

　　中心柱窟-吐峪沟中心柱窟的窟顶（中心柱四周窟顶）基本同高，前室及甬道顶部绘斗四藻井（及峻脚椽），与龟兹中心柱窟有明显差别，相对接近于敦煌与河西石窟中的同类窟型。

　　方形穹顶窟-这类洞窟不见于汉地石窟，在克孜尔、库木吐喇等龟兹石窟中则多为5、6世纪的遗存。吐峪沟第40、44窟从窟型上看明显是龟兹样式，但窟内壁画风格与龟兹石窟有所不同，如三角垂帐纹和立佛、千佛的画法都与汉地石窟比较接近。这种融汇（东西）各种窟室造型及壁画风格的做法形成了吐峪沟石窟寺的独特之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窟室虽然只有内部空间，但其中所反映的营造意向是明确的。如方形穹顶窟所表达的意向与前述高昌故城中的第一类建筑物（ 巴孜）相对应，中心柱窟与第三类（周围回廊的佛塔）相对应，纵券顶窟则与第二类（联 排房）相对应。石窟内部的空间样式和装修装饰做法可以视为人们在窟室中尽可能再现建筑物内部空间形式与做法的结果，因此可以作为地面建筑复原研究的重要参照。

　　（2）年代

　　在沟东第38窟的洞窟壁画中，可以见到三个时期相重叠的遗存（图7）：在甬道顶彩绘斗四藻井的下层可见早期红色顶绘的遗迹，风格似与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洞窟相近，应为该窟最早的彩绘遗存；覆盖其上的斗四藻井彩绘（包括前室顶部彩绘），年代可能在6世纪前后，相当于麴氏高昌时期；其下外侧墙面上的壁画千佛则为用土坯贴砌后重绘，从色彩及风格看，应为回鹘高昌时期的作品。

　　据此推测，吐峪沟石窟寺在创建之后很可能曾有过两次重修（壁画重绘），一次是在麴氏高昌时期，一次是在回鹘高昌时期。而该窟有可能是窟群中最早开凿的洞窟之一，其年代或在十六国时期（4世纪末-5世纪初）。

　　4.壁画

　　现存壁画遗迹大致反映了高昌郡（北凉统治时期）、麴氏高昌时期的艺术成就。

　　沟西第20窟南侧壁壁画。绘制年代大约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之间的高昌郡时期。壁画的内容、形式、布局、用色、风格皆独特，画风细腻，技艺高超，所绘的佛像、乐器、建筑物、纹饰等，线条精准、有力、娴熟，应出于熟练画师之手，属于原创一类的作品，而非依粉本勾描。是石窟壁画中少见的精品（图 8）。

　　沟东第42窟侧壁与小室内的禅观图。绘制年代大约在5、6世纪。以小室壁面所绘不净观为例，其中的人物、树木及观想对象，用笔、用色均简洁明了，挥洒自如，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壁画题材和通俗画法所达到的技艺水平。

　　由于高昌的地理位置，吐峪沟石窟寺壁画中带有明显的融汇东西的特色（这实际上应是吐峪沟石窟寺整体造型艺术的特点，但由于毁损严重，目前仅余壁画遗存），并因此构成了高昌石窟艺术的独特价值。

　　以第44窟窟顶彩绘为例，绘制年代约为5世纪，是高昌石窟中唯一一处穹顶条幅式彩绘。这种窟顶彩绘形式在龟兹石窟中多见，如克孜尔GK20、21、22、23、25、26、27窟，窟群区33、34、59、79窟，玛扎巴哈第1窟，森木赛姆第8、9、37、39、42窟等，穹顶亦作条幅式构图。但从此窟的佛像、纹饰（三角垂帐纹）画法看，明显为汉地风格样式，壁画的内容和其中的汉文题榜也表明这一点，是高昌石窟艺术融汇东西特点的极好例证。

　　由于吐峪沟石窟寺尚未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和测绘，对于石窟寺总体遗存尚未有确切的把握。因此，该处遗址对于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艺术史等学术研究领域来说，仍有很大的尚待开发的学术研究潜质。

　　三、胜金口石窟寺

　　胜金口石窟寺位于木头沟河谷的南端出口，是高昌石窟遗存中距离高昌故城最近的一处。石窟寺的创建年代晚于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七康湖等距高昌故城较远的石窟，这似乎表明高昌郡及麴氏高昌时期石窟寺选址时所具有的远离世俗的意向，至唐西州时期以后发生一定变化。

　　1.寺院规制

　　胜金口地面寺院的规模有别，但平面布局与高昌、交河故城中的大小寺院基本相同（据国外考察资料，在七康湖西岸也有相同布局的寺院），均为沿中轴线设置寺门、广庭与中心塔殿，两侧（及后部）设置联排次要建筑与附属用房的布局方式（图9）。

　　已知高昌寺院遗址的平面规模如下：

　　高昌故城大寺 10000平方米；交河故城大寺 87×57=4959平方米；交河故城西北小寺 22× 22 = 484 平方米；胜金口9号寺院 70×70=4900平方米；胜金口7号寺院 50×50=2500平方米。

　　其中至少可以看出四个等级：

　　一为高昌故城大寺，应为皇家供养的国家级寺院；二为交河故城大寺和胜金口9号寺院，可能为王公供养的州县级寺院；三为胜金口7号寺院，可能是受一般官吏供养的寺院；四为交河故城西北小寺，可能属民间供养的佛堂之类。

　　胜金口石窟寺的窟群规模小于受王室供养的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大于伯希哈石窟，与七康湖石窟相仿，在高昌石窟中属中等规模，这一点与地面寺院的情形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当时寺院的建造与石窟寺的开凿应已形成既定规制，即区分寺院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建筑规模与做法。胜金口石窟寺和地面寺院的规模虽均属中等，但布局合理、紧凑，设计手法成熟，具有较高的建造水平，在高昌佛教建筑遗迹中占据重要位置，是研究高昌宗教史、建筑史不可或缺的宝贵实例。

　　2.吐蕃影响

　　胜金口石窟寺和地面寺院遗址所共同显示出的高墙围合、四隅角墩的城堡式外观，与吐鲁番地区现存的寺院遗址及石窟寺（如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七康湖等）有较大差异，而与西藏地区现存早期寺院（如萨迦、托林等寺）的外观形式有相似之处（图10）。另据国外考察资料记述，在胜金口河谷一带的佛塔中和吐峪沟等处曾出过带有藏文题记的模制泥塑（佛像、小塔等）[14].8世纪末，西州曾一度陷于吐蕃，虽然唐朝统治秩序很快得以恢复，但高昌与吐蕃之间在宗教文化（佛教、摩尼教甚至包括景教）与建筑艺术方面是否存在交流与相互影响，胜金口地面寺院的高墙角墩是出于寺院经济发展之后的守护防卫需要，还是由于这种影响所致，值得进一步研究。

　　3.回鹘墓葬

　　据外国探险队的考察资料，胜金口河谷及附近高地上曾有许多佛塔，塔内都有婆罗谜文的写本残卷（少数为回鹘文或汉文）；在9 号寺院北部的一处佛塔中发现摩尼教写本、带有藏文题记的模制泥塑、干花和图画等。有的塔内见有剪纸（这与阿斯塔那墓葬中的随葬物品相类似）。这些小塔都是骨灰塔，即在塔内正方形小洞中砌置骨灰罐[15].出有宗教写本的小塔可能是僧人墓塔，但出有干花、剪纸及绘画的小塔应属世俗墓葬。胜金口的地理位置正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的北面，联系有关回鹘高昌丧葬习俗（埋骨于佛塔）的记载[16],以及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未见回鹘高昌时期墓葬的现象，则上述小塔以及胜金口河谷地带的性质，值得作进一步研究。通过现存遗址的保护和进一步清理，将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四、七康湖石窟寺

　　共有两处窟群，于谷口两侧南北相对。

　　洞窟开凿在经人工修整而成的陡崖上。

　　北侧窟群所在崖体现状高约 10 米，南侧窟群所在崖体现状高约6米，两处之间相距约45 米。

　　南、北窟群各自成组，窟前有用夯土墙围合而成的院落。下称南寺、北寺。

　　南寺共有6窟，单层，朝向西北。正中为一中心柱窟，两侧各有两座小窟。窟群东端是利用山体斜坡开凿的一座中心柱窟。

　　洞窟中存有一定数量的壁画。

　　窟口周围崖壁上有人工凿就的孔洞与凹槽，应是窟檐遗迹。

　　窟前院落面阔36米，进深18米，院内西侧有土坯砌筑的 券顶房屋遗址。

　　窟群上方坡顶上有一塔，位置与窟群正中的中心柱窟相对应（图11）。

　　北寺共有3窟，单层联排，朝向南。当中为中心柱窟，两侧各一纵券顶窟。

　　中心柱窟内中心柱正面塑像（现状不存），余三面残存壁画。

　　窟前崖壁上（约位于中窟窟口上方40厘米处）有通长凹槽，应是木构窟檐遗迹。

　　窟前院落面阔14米，进深12.5米，占地面积约180平方米。以夯土墙围合。

　　1.年代

　　南寺诸窟中开凿年代较早的应是东侧的中心柱窟，这一现象与吐峪沟石窟相似，即最早开凿的洞窟往往偏于一隅，不是窟群主窟。

　　窟内中心柱背后壁画保存尚好，用色以及胁侍菩萨服饰的特点反映出较明显的龟兹风格，其绘制年代应在麴氏高昌时期（460-640），与吐峪沟石窟壁画同属高昌石窟中年代较早的作品（图12）。

　　从窟型看，南寺中窟的开凿年代应属麴氏高昌时期（5-6世纪），但现存壁画的绘制年代，根据所绘团花图案及用色，推测应在回鹘高昌的中晚期（约10 - 12世纪）。是否为后期改绘，尚待进一步考察。

　　2.窟型

　　南寺中窟的窟型尤其值得注意，前室后壁的高度与通往后室甬道的高度相差在一倍以上，现状外观与克孜尔三期的大像窟有类似之处。虽然前室后壁尚未发现立像遗迹，但从窟型判断，原状应有作为中心礼拜的对象。

　　这种窟型在高昌石窟中是个孤例，虽然规模较克孜尔等处小了很多，仍明显可以看出龟兹石窟的影响（图13）。

　　3.布局

　　南北两处均依崖列窟，并以中心柱窟为主体，窟前有院落，四周围合。

　　南寺布局相对更为完整，特点突出。以中心柱窟和其上的佛塔为寺院主体，加之院落两侧的窟前建筑，使石窟寺的总体布局与已知高昌地区较为典型的地面寺院布局有相近之处。窟前院落相当于寺院的中庭，中心柱窟和上方的佛塔即相当于作为寺院主体的塔殿，两侧的窟前建筑相当于寺内附属用房等。就目前所知，具有这种布局特点的石窟寺在吐鲁番地区也仅此一例。

　　五、台藏塔

　　台藏塔位于高昌故城西北 1公里余、阿斯塔那古墓群之南，亦即位于高昌故城遗址与阿斯塔那古墓群之间。从塔的规模与选址来看，其建造很可能与麴氏高昌上层社会有关联。

　　以下是关于台藏塔性质、功能等的几点探讨与推测：

　　1.据现存遗址推测，原状塔身底层的占地面积在1200平方米以上，是我国现存佛塔实例中底层面积最大的一座（图14），在高昌故城中也未见有类似规模的塔基遗址。说明该塔的建造具有极高的规格，并应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另外，据塔内设像这一情况推测，该塔应是举行礼拜观瞻等仪式的场所，所以很可能是一座寺院中的主体建筑物，周围还应有其他建筑遗址。

　　2.高昌王陵的位置有可能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南缘一带，则台藏塔的位置正在高昌王陵的南面（北距疑为麴文泰墓的TAM336号墓约1000米），亦即自高昌城前往高昌王陵的途中。故推测此塔及所在的寺院在麴氏高昌时期可能具有与王室有关的特殊功能[17].

　　3.据塔内四壁围合、南壁正中缺口的现状推测，其内应是一座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的殿堂空间，据塔身内侧壁上部的发券 脚遗迹推测，殿顶有可能采用纵券结构。而南壁外侧与东壁内侧的交角处上部出现帆 ,表明塔门上方可能为半穹顶结构的门廊（图15）。一般认为，这种隅角帆 的穹顶结构是中亚伊朗、阿富汗一带历史上曾广为流行的建筑结构形式。从台藏塔的遗存现象推测，这一做法最迟在公元6世纪已用于（吐鲁番地区的）大型佛教建筑之中。

　　4.遗址现状可见塔身各面的外观形式有所不同，不仅各面佛龛样式不同，底层浅龛与上部券龛样式不同，而且各面列龛的数量也不同。这种情况不见于高昌、交河等处佛塔遗址，亦为国内已知佛塔遗存中仅见。另外，塔身东壁可见角墩与底层连为一体，故推测塔的下部二层（高度在10米左右）有可能只是整个塔身的基座部分。上部塔身的高度不明，但塔身规模（东侧底层并列八龛，上层六龛）庞大，超过已知吐鲁番地区的其他几处大型佛塔。如sirkip大塔（图16,已毁），亦为四方形平面，基座四面开龛，其中最宽一面为六龛，塔身残存六层。据此则台藏塔的层数至少应在五层以上，甚至有可能为九层。

　　5.塔身东壁、北壁上层的龛形为内外双重券龛，内口上饰火焰券龛楣，这种做法亦为此塔所仅见。已知吐鲁番古代大型佛塔实例（如高昌、交河大寺佛塔和sirkip大塔）中，均为直接在塔身表面开并列浅龛、龛内设像外露的做法。虽然台藏塔上层龛内设像情况不明，但相比之下，这种内外双重龛口的做法无疑更为讲究，应属更高的规格。

　　6.据1909年俄国考察队记述，塔内曾供奉大像，未明是立是坐[18].据现状塔内空间的尺度比例（宽15米、高20米左右）以及内设隔墙、上部券顶的做法推测，这尊佛像有可能是立像。据国内学者研究，在佛寺、宫殿、石窟中设立大型立佛像是4-6世纪龟兹佛教艺术的特点，并对新疆以东和葱岭以西地区的佛教艺术给予重要影响[19].

　　现存龟兹佛教大型造像的实例和遗迹均见于石窟，如克孜尔、森木塞姆等处，尚未见于地面寺院和佛塔遗迹之中。故台藏塔遗址及塔内设像的记述，是对于该方面研究的有价值的资料线索。（图略）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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