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所使用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比较独特的面貌。回族语言从一开始的多种语言并用，发展到现在的统一使用汉语，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当下回族主要使用汉语，但又与汉语普通话或者当地方言有所区别。关于这些区别，语音和语法上的区别并不是最主要的，即使有，在大部分地区也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或者不是主流，在绝大部分地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词汇的运用。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具有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在能指被语言社团所使用后，就会固定下来，因而，我们应该把语言放在社会背景框架内来考虑，"语言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1]（94）.因此，对语言的考察，既要考虑社会现实，也要考虑历史背景，前者帮助我们看到语言符号对社会的影响，后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影响语言的社会力量。

　　当前，对回族语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语言历史的研究、宗教及民族语言文化研究、区域性语言调查研究，以及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描述性研究，从社会性、历史性的视角对语言符号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最容易受影响、变化最明显的是词汇部分； 另一方面，也与回族语言自身的发展历史与社会文化特性不无相关。本文试图透过这种语言符号，从历史与社会发展方面认识其所反映出的社会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回族语言的历史沿革

　　回族的形成以东来中国的中亚、西亚穆斯林为开端，在漫漫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逐渐在华夏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民族。回族的族群来源在时间和地域上前后不一，而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将这些外来的或本地的不同族群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早期入华的穆斯林，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当时对外交流活动频繁，有大量穆斯林商贾来华经商、从业，并就此居留不归。从泉州出土的大量伊斯兰宗教石刻中可以一窥当时的兴盛状况，而这些石刻上的文字以阿拉伯文为主，部分为波斯文和突厥文，有的还混杂着汉语[2].这说明，当时的穆斯林社群所使用的语言以阿拉伯语为主，兼有其他外来语及当地语言。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将中亚河中地区、呼罗珊地区与伊朗高原的大片地区纳入麾下，后来生活于上述地区的大批穆斯林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元代统治者将所有穆斯林均划为"色目人".这一时期迁入的穆斯林人数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被外界作为整体看待的穆斯林，成了中国本土回族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来自伊朗高原的穆斯林大部分使用波斯语，因此，波斯文成了元朝政府的主要外交语言，波斯语也在元代被列为三种官方语言之一[3].从元代开始，就已经有不少穆斯林开始学习儒学，汉语造诣很深，其中翘楚者如萨都剌、丁鹤年等，还有不少人参加了科举考试，登右榜进士，如伯笃鲁丁（Badral-Dīn） 、默黑契沙（Malik Shāh） 、获独步丁（Qutb al-Dīn） 及其兄海鲁丁（Qayil al-Dīn） 等等[4]（182 ~195）.尽管这一时期已经有很多人汉化程度较深，但是仍保留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名字，在生活中双语并用。明代中晚期以后，已经很少有人懂得这两种外来语言了，汉语开始被回族使用，且取得了主导地位。不过，回族内部所使用的汉语与他们所在地区的汉语方言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回族内部所使用的汉语中包括了许多源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汇和其他一些专门词汇，除此之外，还有少量语音和语法上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用阿拉伯文字母拼记经堂语和汉语的表音文字，被称作"小经""消经"或"小儿锦",也曾在民间广泛流传。有学者认为，这种文字是伴随明朝中后期的经堂教育产生的，其主要作用在于记录用汉语讲授的宗教经典的内容[5][6][7].用"小经"写成的经籍有《米尔萨德》《塔志尼》等。

　　这种语言符号的历史变迁背后到底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这些社会现实与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语言符号变迁与社会现实建构

　　（一） 社会系统对语言选择与发展的作用

　　Giles 等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的言语适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很好地解释了语言变化中的趋同（convergence） 、趋异（divergence） 和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 等现象[8]（307 ~348）.语言趋同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一方有意无意地改变自己原有的语言习惯，以便拉近与交际对象的距离。语言趋异指的是，交际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语言区别于对方的语言，用以区别和保持自身的社会身份（群体） 特征。言语保持则意为交际双方不做任何改变，Giles 认为它属于言语趋异这一大类[9].随着这一理论的不断发展，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10].该理论认为，说话者的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会影响其语言态度，而语言态度又会影响其与另一语言群体交际行为中的言语趋同/趋异。那么，回族语言变化发展背后的理据是什么，有哪些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呢？

　　1. 移民分布。从唐宋时期的自发经商、交流、定居到元代的被迫大规模战争迁徙，来华穆斯林的生活和居住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元朝的"壬子籍户"和《户口条画》已明确了回族的户籍。明朝时，徐达、胡大海、蓝玉等高层回族将领率军南征北战，加上边疆屯垦的需要，大批回族迁徙散居于西南、西北、东北等地，此时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已现端倪。清朝，回族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采取移民僻地、分而治之等政策，使陕、甘、宁、青的回族人口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流动和移民分布的变化给语言使用带来了直接影响。回族移民要想融入当地群体生活，势必要采取语言趋同的策略，这就表现为放弃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母语，改用当地语言，以便交流。

　　2. 内部日常交流的需要。从回族内部来说，将汉语作为自己的共同语，其实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如同前文所言，早期入华的穆斯林成分复杂，既有来自中亚、西亚各地区的民族，也有一部分原本世代居于中华本土的民族。

　　因此，其语言种类自然是异常庞杂的。被划分为一个族群之后，他们之间要交流和来往，就需要有一种易于获得的中介语，于是，居住地的主要语言便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久而久之，这种中介语言便取代了原来的各种语言，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群体身份特征，人们会在民族内部交流时采取趋同策略，而在与其他族群交流时，则采取趋异策略，具体表现就是，在词汇、语音及个别语法上与当地方言相区别。

　　3. 政治干预。元代统治者将所有穆斯林均划入较高的"色目人"等级，朝廷中有大批穆斯林官员，他们大多使用波斯语，所以，波斯文也成了元朝政府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大多双语兼用。明、清以来，语言政策发生了变化，官方通用语言及教育、科举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汉语，这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使得除汉语外的其他语言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另外，封建统治阶级或取消穿胡服说胡语，或采用"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使回族社群的语言文化受到强烈冲击。随着政治干预和回族群体社会身份的变化，其语言态度在趋同与趋异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调整、变化。

　　4. 宗教意识形态。正是在伊斯兰教的凝结下，才形成了回族这一个群体，作为在回族社群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始终对回族社群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强烈的影响。因此，一些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词汇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回族宗教生活中的必需，同时也成为回族语言的一大特点。《古兰经》上说： "真主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2: 185）[11]（20）因而，在中国，伊斯兰教不但与传统的主流汉文化没有直接抵触，而且与儒家思想有所结合。在千百年的历史中，许多中国穆斯林习成了深厚的儒学修养，在明末清初还出现了"回回理学",其代表人物有回儒大师王岱舆、刘智等，他们通过译着及着述，糅合伊斯兰及儒学思想，推动了儒、伊文明的对话，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使回族更好地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对于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开阔心胸与眼界，无疑具有促进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回族的语言既有语言底层成分的保留，又有整体系统的发展变革。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 "符号不只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存在着，而且还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现实。"他认为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12]（350 ~357）.根据巴赫金的观点，语言符号变化折射出社会多重意识形态的对话。据此，回族语言符号的变化也折射出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话，体现了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

　　（二） 语言系统与社会身份建构

　　韩礼德在《语言的系统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语言不仅简单地体现了社会系统，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自然辩证关系---语言能动地标志着社会系统，在被社会系统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系统[13]（36 ~51）.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作用，而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身份的建构上。英国社会心理学家 HenriTajfel 指出： "社会身份是个体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源于对自己属于一个或几个社会群体的认知，人们通常对这种社群身份抱有强烈的感情。"[14]（7 ~24）还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身份建构的四个主要因素： （1） 分类： 将自身或他人归入某一类别之中进行称谓，如： 穆斯林、回族等； （2） 身份识别： 人们通过将自身与某个特定群体（群体内部及群体外部） 进行比较而支持自我肯定的意识； （3） 比较： 通过比较自身所在群体与其他群体，找出前者的优势所在； （4） 心理独特性： 在与其他群体的积极比较中突出自己，彰显自我身份[15]（80 ~81）.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到，个人的社会身份依赖于可以明确归属的区别性社会群体。从语言系统建构的维度来讲，语言趋同促进了社会群体的构成； 语言趋异突出体现了群体间的区别性，促使人们将自身或他人归入某一特定类别，从而带来一种独特的心理体验； 语言保持则体现了族群内部文化与感情的传承与认同，通过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从而实现身份识别。

　　回族语言演变过程中的对外语言趋同体现在对汉语及当地主要方言的接受与使用上，这促使整个群体能够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有利于自身社会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对内语言趋同则有利于回族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相互认同，有利于对自我及对方所共属的社群身份的识别与肯定。例如： 回族穆斯林见面时互道一声"Al-Salam'alaikum"（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意为"愿真主保佑你平安"） ,则会使穆斯林体会到一种群体的认同感，有利于在民族感情上拉近距离。语言趋异则表现在族群内部与外部所使用的语言区别上，例如甘肃临夏所使用语言虽然都为临夏方言，但是回族与汉族的语言是有一些区别的，除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及个别生活词汇的运用外，还主要体现在发音的不同上。相对来说，汉族临夏方言平音、重音较多，例如： "我们",当地回族的发音为/'men/,重音在前，且第一个字的声调为上声，而当地汉族的发音一般为/'： men/,重音也在前，但第一个字的声调为阴平。在实际语言使用中，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别带来了不同的心理体验和族群身份的识别与归属感。而底层语言成分中一些来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词汇，则是回族文化传承与民族感情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与其他群体的重要区别之一，例如： "讨白"（阿拉伯语/Tawbah/,意为忏悔、悔罪） 、"主麻"（阿拉伯语/Jumah/,即聚礼） 、"呼图白"（阿拉伯语/Khutbah/,即宣讲、演讲） 、"都阿"（阿拉伯语/Dua/,意为祈祷） 、"尔买里"（阿拉伯语/Amal/,即干善功） 、"乃玛孜"（波斯语/Namaz/,即礼拜） 、"阿布代斯"（波斯语/Abudst/,即小净） 等等，这些保留下来的语言成分不仅体现了语汇的传承与凝聚，同时也是族群身份的区别性标志。

　　中国回族的语言，从一开始多种语言并用，到最终某一种特定的语言占据统治地位，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这种语言的演变过程也影响着群体及个人身份的识别与确立，对促进回族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余 论

　　任何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总要不断地吸收和引进其他民族文化，用以丰富和提高自己。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在社会建构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个人社会身份的建构上，作用尤其明显。借用语言文化学者 ClaireKramsch 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们的口音、词汇以及话语形式，可以标明说话者个人的身份特征以及他作为一个话语社团中的一员的身份特征"[16]（65）.语言作为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社会文化因素，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同时也在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语言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17]（151）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个社群所使用语言的结构与功能会根据社会需要而进行自我调整。通过对民族语言演化现象的考察，可以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有一个更加深刻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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