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朝鲜族的国际迁移与跨国的离散家庭的出现

　　(一) 中国朝鲜族从农业经济向劳务输出经济的大转变

　　1982 年以前，中国朝鲜族主要聚居在东北三省，吉林省 110 万名，辽宁省 20 万名，黑龙江省60 万名，共计 190 万名，其中，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如今，中国朝鲜族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北京、天津地区有 15 万名，山东省青岛市有 15 万名。根据 2013 年 1 月的统计，中国朝鲜族居住在韩国的人口为 46． 7 万余名，占中国朝鲜族人口的 1/4，而且他们在韩国的就业呈长期化趋势。这就意味着中国朝鲜族的户籍人口和实际居住人口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对中国朝鲜族家庭的影响非常大。

　　1952 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时，延边朝鲜族的人口为 52． 9 万名，占全区人口的62% 。根据 1955 年中国制定的《宪法》，自治区改为自治州。19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些县升级为市，延边州现有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市、和龙市 6 个市和汪清县、安图县 2 个县，延边州政府所在地为延吉市。1996 年，延边州朝鲜族人口减少到 39． 8%，2003 年，延边州总人口为 218. 8 万名，其中朝鲜族83. 4 万名，占38． 1%，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 60 周年的 2012 年，朝鲜族人口为 79. 8 万名，占 36． 5%。

　　1990 年代开始，中国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朝鲜族积极探索，实现了从农业生产为主向以劳务输出为主的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其主要表现为落后的边境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的下岗失业劳动力向发达的地区或国外大规模的流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的交叉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点加速了中国朝鲜族向韩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流动，再从周边国家流动到更远的欧美国家。延边的劳务输出在吉林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 5 年间，延边的劳务收入超过了40 亿美元，年平均达到8． 3 亿美元。

　　(二) 中国朝鲜族的劳务输出型经济发展与跨国的离散家庭

　　中国朝鲜族劳务输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作为延边的支柱产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必然产生大量的无亲、单亲家庭，以及跨国的离散家庭和这些家庭的留守儿童。“跨国的离散家庭”是指原来的由“夫妻、子女”构成的家庭成员分散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生活的家庭。“留守儿童”就是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家到外地工作，而留在农村的0 ～ 17岁的儿童。

　　中国朝鲜族的“赴韩就业热”根据韩国政府的对朝鲜族迁移政策的变化，可以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 1992 年中韩建交到 2007 年实施“访问就业制”出台之前。这一阶段，朝鲜族人为了去韩国就业，利用了非法的迁移市场，需支付6 ～ 12万元人民币的昂贵的迁移费用。他们拿到1 个月或 3 个月的短期商务考察签证，找中间人，伪造材料等迁移准备过程被当作个人的行为。

　　因此，这一时期，在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人大多数的身份为非法居留者，随时有被抓、被遣送回国的可能性，没有就业、出入境自由。

　　据延边州妇联的统计，到 2007 年 5 月为止，延边州六市二县的留守儿童为 31，405 名，其中，父母在国外的留守儿童为 21，470 名，父母在国内的留守儿童为 9，935 名，农村留守儿童为15，441名，城市留守儿童为 15，964 名。

　　这一时期，中国朝鲜族的跨国的家庭显得非常不稳定，这些家庭的离婚率、再婚率高，经济来源不稳定。出国在外的父母与“留守儿童”长年见不着面，有些父母与子女甚至长达 10 年没见过面。

　　中国朝鲜族的“赴韩就业热”第二阶段为从2007 年韩国政府实施“访问就业制”到现在。这一制度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朝鲜族的赴韩国就业的过程，即大大缩小了中间人介入，减少了迁移费用。另外，在韩国无亲的朝鲜族人可以申请，通过“实务韩国语考试”，根据韩国法务部的抽签结果，赴韩国就业、生活。访问就业的签证有效期为5 年，居住满3 年可以回国一趟，然后再出国居留 2 年。

　　访问就业制度出台以后，一些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农民等各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纷纷申请并拿到签证，成为季节性赴韩国的就业人群。

　　这一时期，中国朝鲜族跨国的离散家庭的父母回国与子女见面的次数增加了，家庭消费水平也提高了。但是跨国的离散家庭模式继续维持。

　　中国朝鲜族的劳务输出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改善和提高了朝鲜族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与条件，另一方面造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疏远，亲情度降低。

　　中国朝鲜族学界和媒体非常关注跨国的离散家庭的留守儿童问题，认为无亲、单亲家庭的离婚率高，不利于儿童的成长环境，且这些儿童普遍学习成绩差，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暴露出身体和心理的疾病。有关朝鲜族家庭的变迁研究指出了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再婚) 多、离婚率上升、独生子女增加、超前家庭消费严重，以及留守儿童的上学率低等负面的问题。金花善在“在韩中国朝鲜族移居女性的子女调查研究”中，深入访谈了 5 名延边大学的在学朝鲜族大学生，探讨了“留守大学生”的生活概况。

　　金花善调查研究了延边朝鲜族村落的劳动力的流动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提出: 从 1990 年代以后，朝鲜族农村妇女利用非法迁移市场，通过涉外婚姻(再婚) 的方式，实现了非农转移。她们还带动了家族的链锁迁移，把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带到了国外，使朝鲜族农村的跨国的离散家庭增多。在延边朝鲜族村落中，由于大量中青年劳动力的国际迁移，祖孙家庭、老夫妇家庭、父子家庭占得比重加大，所谓“正常的”夫妻子女家庭少见。在祖孙家庭里，老年妇女主要承担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照顾。跨国的离散家庭的消费也体现出跨国的消费结构。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特别是近 20 年里，中国和韩国的国际迁移政策，尤其是韩国对朝鲜族的迁移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在韩国的朝鲜族劳动者的身份从非法转向合法居住、合法劳动，滞留时间延长至 3 ～ 5 年，有长期化的趋势，且期间可以自由往来。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朝鲜族家庭的变化。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朝鲜族小学中“留守儿童”比例的调查统计数据和深层访谈，考察中国朝鲜族家庭的现住址和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关系。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文献检索、定量、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

　　本文的调查对象为 814 名吉林省延吉市某朝鲜族小学生，资料来源有 2 个。

　　资料来源 1: 2013 年 10 月份，研究者对这所小学的一年级(2006 ～2007 年出生) 302 名学生、三年级(2004 ～2005 年出生) 265 名学生、六年级(2001 ～2002 年出生) 247 名学生，发放了问卷资料，主要收集了是否为留守儿童、家庭成员、户口情况等数据。提交问卷答卷的 814 名(回收率100% ) 小学生中，有汉族男生 3 名、汉族女生 11名、朝鲜族男生 348 名、朝鲜族女生 452 名。3 个年级的学生中，朝鲜族女生比男生多 104 名。持有农业户口的男生 52 名、女生 59 名，共 111 名，说明这所朝鲜族小学的大多数学生为非农业户口。

　　资料来源 2: 从 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研究者选择这所小学的三年级 S 班，从学生入学开始进行了两年半的跟踪调查。S 班级 2011 年入学时有 39 名学生，一年级下学期时，1 名女生(无亲留守儿童) 转学到了韩国，1 名女生(无亲留守儿童) 从近郊的农村学校转到这个班。二年级时，1 名男生(非留守儿童) 转到了本市一所汉校。三年级上学期，1 名女生(单亲留守儿童) 转到了这个班级。三年级下学期，1 名女生(无亲留守儿童) 转学到了韩国，1 名女生(无亲留守儿童) 转学到山东省青岛市的汉校，1 名男生(无亲留守儿童) 转学到了外县一所汉校，1 名男生(非留守儿童) 转学了到本市一所汉校，现在，三年级的 S 班男生 14 名、女生 21 名，共 35 名。研究者利用这所小学的校运动会、校文艺月、延边州六十年大庆广场集体演出、家长会议等机会对 S 班进行参与观察，还深入访谈了 10 名学生的妈妈。

　　每名妈妈的访谈时间为 2 ～3 个小时，每人访谈 3～ 5 次。参加深入访谈的 10 名学生妈妈的基本情况如下(2014 年 3 月基准) :

　　案例 1: 女，35 岁，从事服装生意，多次往返韩国打工。

　　案例 2: 女，38 岁，从事财务工作，没有出国经历。

　　案例 3: 女，49 岁，专职主妇，有赴韩国打工经历，子女 3 名。

　　案例 4: 女，37 岁，从事保险业，有赴日本打工经历，子女 2 名。

　　案例 5: 女，48 岁，自由职业者，没有出国经历，子女 2 名。

　　案例 6: 女，39 岁，医院护士长，有出国探亲经历，子女 2 名。

　　案例 7: 女，46 岁，大学教师，有出国留学经历。

　　案例 8: 女，42 岁，自由职业者，没有出国经历。

　　案例 9: 女，44 岁，专职主妇，有赴韩国打工经历，子女 2 名。

　　案例 10: 女，43 岁，回国创业(个体餐饮) ，有赴韩国打工经历。

　　三、中国朝鲜族家庭的现住址与社会性别

　　延吉市作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务输出型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朝鲜族人口逐渐减少、职业流动率增大的开放社会的状况。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下，朝鲜族家庭是如何变化的? 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 在家庭类型上，核心家庭减少，跨国的离散家庭增多

　　本次被调查的 814 名小学生中，非留守儿童(学生) 有 429 名，无亲留守儿童(学生) 有 173名，单亲留守儿童(学生) 有 212 名。在无亲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学生占 47%。在无亲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男生有79 名、女生有94 名; 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男生有 100 名、女生有 111 名。据 S 班级的情况，无亲或单亲家庭中的 5 名学生经历了跨地区或跨国的转学，说明无亲或单亲家庭的学生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被调查的 385 名无亲和单亲家庭中的学生的绝大多数父母或父母一方在国外打工，属于跨国的离散家庭。在 S 班级里，无亲家庭学生有 9名，其中，外祖母为主要养育者的有 3 名，祖母为主要养育者的有 4 名，姑姑为主要养育者的有 1名，在全托家庭生活的有 1 名。

　　(二) 在单亲家庭中，父亲出国打工的数量比母亲出国的多

　　在单亲家庭中，学生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有 96名，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有 110 名。与父亲一起生活的男生有36 名、女生有60 名，与母亲一起生活的男生有60 名、女生有50 名。这说明，在朝鲜族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虽然有微小的差异，但是父亲不在的比母亲不在的多一些。

　　在 S 班级的36 名学生的家长当中，有出国打工经历的母亲有 25 名、父亲有 22 名。

　　在 S 班级的单亲家庭中，学生母亲在家的 8名，其中有出国打工经历的母亲 7 名(日本打工 1名，韩国打工 6 名) 。这些母亲年轻时在国外就业，因为怀孕、生孩子才放弃国外的工作。2 位母亲回国生孩子以后，把孩子托付给别的女性，再出国打工，当要生产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才完全放弃国外的工作，回国当全职主妇并养育 2 个子女。子女上小学是部分母亲放弃国外的工作、选择回国从事照顾劳动的主要动机。而她们的丈夫们则继续留在国外，承担着家庭的主要经济供给责任，这些家庭延续着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

　　S 班级的学生父亲在家的 6 名，其中有出国打工经历的父亲只有 1 名(在韩国打工) 。因为孩子还小，承担主要照顾劳动的还是这些家庭中的老年妇女，父亲们只是起着辅助养育的作用。

　　因为受韩国的迁移政策的影响，3 ～5 年以后签证到期，必须回国重新办理签证，这期间，留守儿童(学生) 就有机会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另外，因为大多数父母的韩国签证是可以多次往返的，所以，利用节假日回国团聚的父母也不少。因此，朝鲜族跨国的离散家庭就有很强的流动性。

　　(三) 朝鲜族家庭的二子女趋势

　　在国家的计划生育大政策下，朝鲜族因为享受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可以生二胎。在 S 班级的 36 名学生中，独生子女为 22 名，有2 个子女的家庭 13 个，有 3 个子女的家庭 1 个。子女之间，年龄差距7 岁以上的家庭有7 个。这说明朝鲜族家庭有愿意生二胎的倾向。

　　(四) 家庭消费中，子女的学院费、保险费占得比重不小

　　进入 21 世纪以后，延吉市也出现了很多课外辅导学院和才能学院。延吉市小学生每天下午的放学时间是 3 点半。在 S 班级，从一年级开始，跨国的离散家庭的孩子放学后到学院去写作业、吃晚饭，晚上 7 点回家的有 10 名; 留在班级里，在班主任老师的监督下完成作业的学生有 3名。因为承担照顾劳动的(外) 祖父母们无法指导孩子的作业，或者一些母亲的下班时间晚，需要别人的帮助。

　　一些跨国的离散家庭有较强的经济能力，母亲的教育热情也高，子女参加的学习班也多，大部分孩子参加奥数班、英语班、作文班、钢琴班、书法班、美术班、象棋班等多种学习班。这些全职的母亲们比在职的母亲们掌握更多的学习班的信息。

　　(五) 学生的国籍多样化，出国经验多

　　被调查的小学里，六年级(2001 ～ 2002 年出生) 的学生当中，韩国国籍男生有 3 名、女生有 5名。三年级(2004 ～2005 年出生) 的学生当中，韩国国籍女生有1 名，美国国籍女生有1 名，日本国籍男生和女生各有 1 名。一年级(2006 ～2007 年出生) 学生当中，韩国国籍女生有 2 名，朝鲜国籍女生有 1 名，巴西国籍女生与男生各有 1 名，俄罗斯国籍女生有 1 名，日本国籍女生有 1 名。年级越低，国籍越多样。这些具有外国国籍的学生的母亲全部是朝鲜族出身，而父亲或者是朝鲜族出身，或者是外国人。值得一提的是，19 名外国国籍的学生，都生活在无亲家庭中，主要接受外祖父母的照顾。这些孩子们为什么离开父母，在母亲的故乡延边接受基础教育呢? 这里有很多解释: 或者朝鲜族女性涉外结婚后，又离婚了; 或者在居住国家的工作条件不太好，无法养育好子女; 或者看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基础教育水平高，又有丰富的学好多种语言的资源。

　　在 S 班级，利用假期赴韩国或日本与父母团聚的孩子有 5 名，其中 4 名孩子同母亲和兄妹一起出国，1 名孩子自己出国。虽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但是一到开学初期，讲述自己出国见闻的学生越来越多。从1990 年代开始的中国朝鲜族的跨国的离散家庭的大量涌现，迫使我们对离散家庭进行关注。

　　朝鲜族女性和男性怎样应付或管理变化的家庭功能、亲密关系，获取怎样的夫妻意识、家庭价值观念，还有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数万名朝鲜族子女们，将来怎样评价自己的成长过程，都需要持续的跟踪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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