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与我们有着天然联系的事物①，尽管我们对这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 nation） 一词既可指代整个国民集体（ nation） ,亦可指代国内各族类群体之和。在民族主义研究盛行的英国，民族（ nation） 被视为民族国家的主人，是个政治意义浓厚的专有概念，意为国民或公民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可以包含秉持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族类群体。英国的分权制又赋予了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族类群体程度较高的自治权，这些实施地方自治的族类群体被理解为地方性民族，康沃人便是其中之一②。

　　在人类走进 21 世纪的第十四个年头，英国的康沃人（ Cornish） 由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族群被认定为政治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康沃人成为英国单独的少数民族（ national minorities） 后，与凯尔特人（ Celtic people） 、苏格兰人（ Scots） 、威尔士人（ Welsh） 和爱尔兰人（ Irish） 享有同等地位。英国政府此举表明康沃人的族类政治身份是国家法定的，将在国家法治体系内得到相应保护。

　　康沃人的族类政治身份的确立，体现了民族主义“自治、权利与统一”的呼声与国家组织“尊重、全局与一统”回应之间的互动。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来看，英国是实行君主立宪的联合王国，主要由大不列颠岛的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 4 个王国组成（ 4 个王国规模不一） ,除首都伦敦外，其他 3个王国也各自拥有国家级行政机构，有独立的议会与行政体系，保留了较强的地方自治传统。聚居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人从此也将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之一。

　　一、康沃尔： 不列颠的“天涯海角”

　　康沃尔，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名还是一个族类群体，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很少见。通过查阅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发现，目前，国内能见到的关于“康沃尔”的论述，或者出现在一些游记散文中[1],或者出现在与中国军方、地方交往的新闻报道中①，或者出现在描述其矿产资源优势与开发问题的翻译文章中②。虽然在这些文本中，都提到康沃尔在英国的独特地位，但具体涉及到康沃尔民族问题的资料则十分有限。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仅有两篇文献明确提到康沃尔民族。其中的一篇由方允臧先生译自苏联学者[2],另一篇是郝时远先生从民族政策角度进行的探讨[3].鉴于此，本文主要借助英国政府网站、康沃尔地方网站及维基百科等进行资料分析和整理，力图从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状、民族主义与建构主义等方面进行论述，呈现一个较为全面的康沃尔（ Cornwall and Cornish） .

　　康沃人（ Cornish） 主要居住在英格兰岛西南部，是“一个比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更古老的住在康沃尔半岛上的民族”[4],据考证康沃人为古凯尔特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左右，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踏上不列颠的土地。“Corn”一词在拉丁语与盖尔语中意指“半岛”、“角状”.在与撒克逊人的交往过程中，康沃人被认为与威尔士人（ Welsh） 属“同一种人”,康沃尔（ Cornwall） 由此得名。后来，康沃尔相继被英格兰和诺曼底贵族吞并，但限于地理因素与统治阶级自身局限，康沃尔的管理特权基本上一直掌握在康沃尔精英阶层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康沃尔本土居民、语言、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制度也一直没有因征服而改变[5]23、201 -203.鉴于康沃尔的特殊历史，英国王室将国王的长子封为“康沃尔公爵”,其领地即为“康沃尔公国（ Duchy of Cornwall） ”,主要集中在德文郡与康沃尔郡两处，占地约 550 平方公里。现任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即继承着这片世袭领地[6].

　　康沃尔地处英国西南部，面积约 3500 平方公里。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1 年人口普查显示，康沃尔地区总人口为 53. 23 万人，其中有 7. 32 万多人明确表示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康沃人，这些人约占当地人口的 14%.近年来，康沃尔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其人口增长主要靠移民迁入（ 如表1） .相对于英国其他地方，康沃尔地区属于“老、少、边、穷”区域。“老”既在于其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如表2） ,又在于康沃人独特的历史悠久漫长且保存完整； “少”体现在当地人族裔成分多样化，且人口以康沃人这一少数民族群体为主； “边”则表现在其地理位置和文化经济特征上，地处西南边陲，远离英伦主流。这些因素造就了康沃尔与众不同的特质，它像一个“远离烦嚣的非典型英伦老人”[1],矗立在不列颠的“天涯海角”③。

　　康沃尔对于英国而言地位十分重要。首先，康沃尔地区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随着新能源在全球的兴起，加上优越的自然风光，康沃尔地区进一步占据资源筹码。康沃尔处在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正“逐渐成为增强型地热系统的热门区域”[7].

　　此外，康沃尔地区海岸线曲折漫长，气候宜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广泛吸引着英国本土及海外游客。其次，康沃尔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康沃尔深入大西洋，为英国镇守着西南边陲，在地缘政治中是战略地位凸显的区域，海疆处境使其成为英国保卫领土的重要堡垒。第三，康沃尔地区文化特色显著。该地区保留有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与语言，是英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国内族群多样的今天，康沃人开放乐观、淳朴温厚的性格，以及其本土世袭居民的独特地位都将是英国最为珍贵的财富之一。

　　与此同时，康沃尔人还保留了更为完整的自治精神并传承至今。这种传承既得益于康沃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又得益于各种学会①、政党等组织的持续努力。为争取自己的民族权利，康沃人不断向英格兰要求更高的自治地位，以谋求与威尔士、苏格兰一致的政治实体地位，推动英国政府承认康沃人的少数民族身份（ Minority Identity） .康沃尔在国会下院中拥有 6 个席位，康沃尔“工人之子”、康沃尔民族党（ Mebyon Kernow） 也为争取更高民族地位始终在行动，加上英国王室（ 公爵领地） 的影响，使得英国政府在政策考量中必须予以认真权衡。最终，实现康沃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夙愿经于 2014 年的春天得以实现。根据英国法律，获得正式民族身份的康沃人将有权要求中央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本民族的利益②。

　　英国政体具有十分强烈的分权与自治传统，这与其国家建构的漫长历程密不可分。在英国话语体系中，“国家（ state） ”一词的意涵并不十分清晰，直到 16 世纪 90 年代，它才正式有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国家”的内涵。主流力量通过对岛上各王国的合并，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谓的联合王国。“‘王国’（ realm） 到‘国家’（ state） 词义的 转 变 是 英 国 宪 政 史 最 有 意 义 的 变 化 之一。”

　　英国主要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 4 个部分组成，其中，英格兰作为主体民族在国家建构与现实构成中，都占绝大多数（ 人口占80% 以上） ,这是作为“上帝长子”的英格兰在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所占据的优越地位。[9]1 -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民族构成以白人为主，同质性较强，非主体民族仅占总人口的 1%; 二战后，随着帝国瓦解，全球化深入推进，大量非白人族群移民到英国，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0 年少数族群约占英国总人口的 10%） ,使得国内民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③。移民群体的到来，使得英国的民族格局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色彩。康沃人作为本土群体，一直以来只被承认为英格兰人的一部分，但他们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的政治夙愿却从未减弱。

　　二、民族主义与建构主义

　　在回答民族如何产生这一问题上，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是自然生成的，建构主义则认为，民族是从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通俗地讲，民族主义表达的是“某一群体想成为民族”,而建构主义回答的是“该群体可以成为民族”.

　　一个民族的形成、变迁与承认需要多种条件，其中，民族主义通常是彰显民族自我的旗帜，从族群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想要成为同一个民族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它基于对民族的忠诚而创造出一种想象与认同，其主体特征是群体性，通常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表现为对自身族群的热爱、依赖与崇拜。这种忠诚与认同建立在群体的生存观念基础上，因此，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那些充满渴望的群体，他们以各种社会组织、政党与协会为基地，希望在民族主义实现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益，从而维持作为整体的群体的存在与延续。一个民族通常都有自己的家园，在面临外来族群的冲击之时，本地民族主义情绪趋向高涨。民族主义通常表现为政治本质，但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世界。它还具有知识和文化的意义”[10]2.发现认同与自我代表是民族主义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而认同与代表的实现又必须以特定的区域（ 通常表现为某个边缘地域） 和文化历史（ 通常为族群传承的语言工具） 为载体，以此凝聚民族意志，表达利益呼声。民族主义对变动的环境高度敏感，其“文化独特性”[11]119 -120必须借助社会群体的客观存在才能最终产生群体认同，并深植于群体成员的代际传承与日常交往中。民族主义要能持久影响到族群群体的利益伸张活动，就必须借助强劲的内生动力，系统性地强化关于自身所在区域、历史文化、语言与宗教等独特认识，并不断转化成认同与思想体系，在民族国家结构内部指导民族身份与利益的实现，进行着冲突与整合的互动。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思想体系，“民族主义的过程就是‘民族’政治化的过程”[12]82 -83.现实世界里，并非所有的 民 族 主 义 者 都 要 求 拥 有 自 己 的 国 家 组织[11]143 -144,对于区域较小、人口较少的“民族”来说，他们借助民族主义更想得到的是群体地位的提升和利益的获得。

　　建构主义执行的是另一套理论标准，强调民族形成的主体间互动的特征，指出“民族”得以形成的关键是民族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有别于原生论（ primordialist） 者所坚持的社会客观条件决定民族诞生，或者永恒论所阐释的民族自古就有的观点。它转而强调民族是社会各力量相互建构的实体[12]13 -14.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3]9国家建构与“民族”的民族主义一道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中最为强大的两个部分。建构主义理论主张从社会学视角看待民族与国家关系，突出主体间观念与认同的塑造作用，认为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14]220.在这一点上，建构主义理论受到社会学的重要启示。例如马克斯·韦伯就将主体间的意识作为建构民族的重要因素。涂尔干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了这种特征： 某一事物的神圣性（ the sacred） 并非在于其客观特征，而在于人们与其相处时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态度[11]14.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突出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文化体系的观念作用，以一种变化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包括民族与民族现象。

　　民族政治理论借助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通过直观的数据分析、抽象的文化建构、主体间的观念建构，研究民族认同与民主政体的稳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是民主政体对民族认同的承认在国家利益体系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要强调的是族群（ 民族） 认同与国家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民族认同的流动性（ fluidity） 与内生性（ endogeneity） 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得以具体化，认为民族认同在一些情境中的确是固定的和外源性的，但在社会主体相互建构的绝大部分历程中，认同与观念能够流通起来，赋予社会主体一种灵动的气质和变化的精神[15]5 -6.

　　综合来讲，建构主义理论的三大核心为：

　　第一，社会结构与物质结构并存。以人类知识、物质资源和社会实践为组成部分的社会结构，包含了社会主体之间的文化特征，如一系列的信仰、观念、规范与认识等。正是借助了社会结构，物质世界才被赋予含义与意义。因此，社会主体在互动关系之中表现出方向不一、力度不等的行为与取舍。在建构主义者眼中，物质结构的本质在社会主体之间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这里的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是一种“客观实在物”,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勾连作用。社会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意义系统，它决定着各个主体（ 包括国家与民族） 的社会认同，认同最终构成了主体们的利益与行为。

　　第二，认同是社会主体利益与行为的基础。传统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体的利益是建构在认同基础之上的，这其中就包括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族群的集体利益以及民众个人的个体利益，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各主体对于自身独特性的认同与话语。与此同时，社会主体所有的价值行为也建基于认同之上： 国家承认民族、民族捍卫身份、个体服从集体。认同通常表现为文化状态，包括一整套的信仰、规范、知识与价值体系，并在不同社会主体视角下表现出不同层次、不同特征。认同是建构主义理论为物质世界所提供的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复杂的文化基础。

　　第三，主体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为变化与传承。社会结构源于社会主体的信仰和实践活动，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和社会主体持续地发生相互关系作用，对社会主体有益的观念与行为得以不断强化，弊端与阻碍会在社会主体的认同权衡之下得以排除，从而在社会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一种趋于良性的互动关系。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主体间性是变化的特性，主体的价值取向、利益取舍、行为目标不可能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变而不断变化。在变化中，社会主体遵循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在传承基础之上建构出符合新时代的新观念、新信仰以及新行为。因此，在建构主义的视野里，族群（ 民族） 认同就是族群成员所必须的一个基于血统的归属分类子集，所有的族群类别都需要一个基于血统的归属，尽管基于血统的归属并不都是族群类别[16]9 -10.在这种基于血统的归属分类当中，共同的文化、领土、历史或者语言是区分族群认同的变量，而不是定义他们的常量。换言之，民族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它必然受到来自族群内部、民族国家内部、国际环境等各方面力量的影响，最终达成一个可供维持的平衡，在相处各方的利益考量、价值取舍、道德标准范围内实现民族认同“自下而上”诉求的“自上而下”的法定承认。

　　考察康沃的人民族身份的获得，必须放置在英国民族国家的整体场域之中。基于对现实与历史的思考，笔者将康沃人获得民族身份的因素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民族主义的号召与行动，是建构民族的思想动力。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感召力但又十分虚无的“符号”,学界的探讨无非有三： 一种学说或原则，一种情感或意识形态，一种群体性运动。本文中所探讨的民族主义既可以说与以上三种相背离，又可以说融之于一体，即是那永恒不灭的血缘与领土---民族认同与治理单元的合一。民族认同承认的是群体的血气与韧性，在民族战争中体现为放肆的杀敌，以求取生存的土地； 在世界和平里则表现为坚韧的奋斗，以捍卫祖传的族群荣耀与精神栖息。治理单元强调的是族群自身生存的土地和区域，这其中也包含着强烈的文化自尊与历史自豪。参考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克特的理论，笔者认为康沃尔人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塑造自己的民族身份，仰赖于它“表达与提倡在文化上具有独特性的制度”---更高的自治权与法定的身份认同，从而创造出了这一“居于民族形成核心地位的共同公益产品”[11]28,该族群成员们可以由此获得利益、荣耀与尊严，因此，足以凝聚起进行争取民族身份认同“持久战”的强大力量。有了这个核心（ core） ,才能形成足以凝聚民心的民族主义信仰，并号召族群成员为民族主义的主张践行不二，直至愿望实现。康沃尔民族主义最为深情的主张莫过于： “真正的康沃人不应该忘记他们伟大的祖先曾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先民。” ①这是康沃人所依赖、崇拜并一直传承的关于民族的光荣传统与历史记忆。民族主义所激发与承载的东西，持久支撑着寻求认同与自治的欲求和努力。文化、语言及其相应的独特制度则构成了民族的精神内核。

　　第二，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与保护，是建构民族的精神内核。

　　文化与语言共同构成了一个族群的“昨天”,历史地记录并传承着关于族群的灿烂与辉煌、苦难和抗争。族群成员可以借由此追溯那些已经远去的记忆，将个体置身于宽广的历史长河中，获得一种崇高感。文化与语言还在一个遥远的未来建构了一个族群的美好想象，或许是对昔日辉煌的重建，或许是对光荣过去的复兴，但的确在那里凝聚起了一个共同的未来，从而获得一种使命感。

　　但对照族群的今天，文化与语言却出现了断层的危险： 不足以连接昔日的辉煌与未来的想象，这同样促使族群成员将文化与语言当成“发现共同的过去、建构同一的未来”的“救命稻草”.康沃人在为实现民族身份的国家认同运动中，就把文化和语言用作他们争取民族权益的重要“武器”.1818 年成立的皇家康沃尔学会，致力于传承康沃尔文化与语言，在他们眼里，“康沃尔学会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这种权利将他们放置在康沃尔全部历史叙事的中心与源泉位置。”②二战后建立的“工人之子”组织领导了自治运动。1964 年至 1965年该组织呼吁创办康沃尔大学并开始以康沃尔语为母语教育儿童。1972 年成立康沃尔研究学院，并于同年将康沃尔语（ Second Language） 列入两所中学课程[17].康沃尔的口头语言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康沃尔民族身份的保存与传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得到了保护。英国政府于2002 年正式承认康沃尔语，并于 2014 年宣布承认其民族身份后拨付巨额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康沃尔语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 文化的独特性是（ 国家） 文化多样性的源泉，后者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社会回报，在全球化、城市化造成的趋同世界里，这种独特性将更具魅力[11]187.

　　第三，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比较，是建构民族的物质动机。

　　纵观英国国内经济发展现状，在注重国家经济整体实力的同时也积极动用中央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致力于相对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官方报告显示（ 如表 3） ,英国政府将在康沃尔及锡利群岛地区实施企业伙伴交易计划。这个增长交易计划意在拿出一个关于基金支持计划的满意结论，统筹好当地、国家与私人基金之间的互动关系，赋予该地区经济发展新的自由与灵活性。该计划将聚焦于当地企业伙伴战略经济计划的 5 个关键的基础领域： 当地欧盟项目管理、公共交通改善、转移基础设施以释放增长点和发展潜能、增加学校的经济投入、支持关键领域增长。康沃尔地区一直处在发展慢车道的区间，十分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经济与政治因素对于康沃尔民族的建构影响。一方面，康沃尔人在与大伦敦区的比较中具有十分强烈的“挫折感”,发展经济、改善就业与生活状况的愿望十分强烈，加之富人移民的到来，更添“不满”.这构成了他们一直以来呼吁民族身份的重要动机之一。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积极回应当地发展经济的诉求，积极推动一系列支持计划、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政治欲求与经济愿望互为补充，中央权威与地方发展积极互动，共益于康沃尔人民族身份的取得。

　　第四，移民、人口与民族问题的压力，是民族建构的反向牵引。

　　面对日益增加的移民压力与族群问题，英国政府不得不在民族问题上慎重稳进，确保本已十分棘手的分离势力、种族冲突问题不再沾上民族问题的纠缠。一般来讲，英国国内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北爱尔兰分离式的民族统一民族主义运动[11]17,以北爱尔兰共和军为主力的民族主义分子主张脱离英国，与同属一个民族的爱尔兰合并，实现爱尔兰民族及其天主教信仰者的统一，这种领土上的分割是英国政府决不愿意看到的。二是苏格兰的分立式的民族主义运动，以苏格兰民族党（ Scotland National Par-ty） 为核心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主张以政治手段“独立建国”,同样会对英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统一造成重创。三是少数族裔与种族歧视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内白人针对各移民群体、少数族裔的不平等态度与政策，本质上体现为种族歧视，这对英国国内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四是英格兰康沃尔人的民族自治权利运动，向英国政府要求更高自治地位，并促使政府承认康沃尔人的少数民族身份。相较于前三个问题，康沃尔人要求民族身份的欲求，既不寻求脱离不列颠王国而造成国家分裂，亦不发动族群冲突而造成国内局势混乱，显然就更为温和、更能博得伦敦的欢心。此外，根据对英国未来国家认同的分析（ 如表 4、表 5） ,英国国内族群差异与多样性已经对国家认同造成影响，而且严重影响英国国内的族群关系与社会稳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英国这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将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移民困扰，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外族裔人口移民到英国。英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 至少到本世纪中叶） 人口增长将主要得益于国际移民。这些无疑对英国未来的族群结构造成极大冲击，盎格鲁 - 撒克逊人（ ASP） 纯正血统的延续恐怕只能成为一个孤独的“黄粱美梦”了。在这样的情势下，英国政府势必要寻求更为慎重、稳妥的政策，以化解国内各族群之间的矛盾、隔阂与差距，确保国内各族群的和谐共处，从而在移民、种族等国内政策方面能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在努力寻求改变，如鼓励本土企业、商业机构训练本土工人，增强外来移民融入英国社会的美好愿景以实现文化同化，减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的流入等①。

　　第五，国际环境的挑战与影响，是建构民族的外在刺激。

　　按照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国与国之间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中心、边缘与半边缘的体系。英国当然居于中心地带。面对欧洲大陆，英国“孤悬海外”,在欧盟与欧元区之间艰难取舍，依靠强大的实力维持着在这个“中心”中的地位，虽无昔日的光环，但仍能维持资本的强盛。然而，在政治及外交等事务上，它必然受到来自欧盟、联合国等国家集团[18]4 -5的影响。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同样如此。1998 年，英国批准加入《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公约要求成员国政府尊重本国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权利，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合法利益。在英国政府宣布承认康沃尔人的民族身份时，它所缔结的国际公约成为重要的依据之一。与此同时，“9·11”事件以后，国际政治局势显得更加纷乱，中东、北非乱局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冲突乃至局部战争，东欧地区也在俄罗斯与西方博弈中变得“风云不测”,苏格兰、北爱尔兰因此在独立问题上“蠢蠢欲动”.这种几近“险恶”的环境不可能不成为英国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时的重要考量。此外，承认国内少数族群的民族身份这一“大胆而前卫”的做法，能够增强英国在国际上相关话题的话语权，增强其指责其他国家族群状况的底气，并能帮助其改善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三、结语

　　人结群而有“民族”之呼声，进而展演成民族主义，无论是基于独立主权的诉求，还是为了独特文化的延续，都在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 国家在国际国内环境的激励与压力下，回应并赋予其制度化的意义，进而与民族主义一道建构起一个新的“民族”.康沃尔人的“民族之路”是一条民族主义与建构主义互动的道路，既有族群权利的争取，亦有国家整体利益的权衡。当然，至于利与弊之间的最终占比，还留待时间的考验。

　　民族（ 族群） 认同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缺失，进而造成国家认同的流失损耗甚至与之对抗。相反，是族群多样性、人口流动性以及经济剥夺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最终对国家（ nation）和民族（ nation or minority） 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当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南北差距拉大，在全球化的“快刀”之下，族群之“乱麻”并没有被“斩去”,反而在与日俱增的“挫折感”的挫败、打击、侵袭之下，造成了生存、尊严与公平的多样化差异。日益增强的族群（ 群体） 多样性对社会与周边凝聚力的冲击将深受每个族群的经济状况和相对繁荣的影响。这正是我们在对待民族问题或者族群问题时所必须重视的。归根结底讲，民族建构的问题最终会落脚到发展问题上，这种发展必须是建基于民族（ 族群） 与国家良好互动之上的制度化的发展。

　　在全球政治版图中，族类群体与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组合结构。不同的族类群体民族意识强弱不同，不同的国家民族治理方略与成效各异，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关系结构和关系态势，或冲突，或和谐，且处在动态发展之中。每个多民族国家都在积极定位自身的特色，都在积极探寻自身民族问题治理的自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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