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末期，李鸿章淮系集团成为继曾国藩湘系集团之后，中国近代出现的第二个由地方辐射全国的庞大军政集团。李鸿章集团所从事的活动涉及近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对晚清政局及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旗手，十分重视军工企业的发展。随着西式枪炮在军队的广泛应用，兵工厂（当时称为机器局或制造局）的需要也与日俱增。李鸿章的思想和活动对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初期发展都曾有直接的影响，而江南制造局对李鸿章集团的发展亦助益颇多，为其提供了人才、技术、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目前，学界对于李鸿章集团与江南制造总局的论着主要侧重于集团首领李鸿章对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的影响，而对于李鸿章移督直隶后与江南制造局的关系问题缺乏系统研究，特别是对李鸿章集团与江南制造总局的互动情况论及较少。本文即试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李鸿章集团与江南制造局的创办

　　江南制造局，又称江南制造总局，因其位于上海，故而也称上海机器局或“沪局”.它是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也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局的创设及前期发展与李鸿章集团有极深关系。

　　同治元年（1862）二月，太平军围攻上海，情势岌岌可危，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即命李鸿章自皖援沪，与洋人并肩作战。李鸿章此行亲见西洋船炮之精良，大为钦羡，亲自致函曾国藩：“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弹，真神技也。”[1]2360钦羡之余，李鸿章亦跃跃欲试，希望效仿西洋，同年十二月他又函告曾国藩云：“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取资洋人长技，咎悔多矣。”[1]2406在此思想原则下，李鸿章于同治元年（1862）秋即招募上海英法通晓军械制造之兵弁，教导华人工匠制器之法，其后即以此批华匠成立一局，派参将韩殿甲驻局监督主持。不久，他又于松江另设一局，由英国军医马格里（Sir Halliday McCartney）主持，该局即后来的金陵机器局（宁局）的前身。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咨调在广东的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来沪，成立另一制造局。韩、马、丁三处制造局，史称“炸弹三局”或“洋炮三局”.李鸿章效仿西洋，建造兵工厂的作法与主张同曾国藩不谋而合，此时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字醇甫）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当即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致函曾国藩：“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1]2447而容闳此次采办的机器于同治四年（1865）运返，并归入江南制造总局。

　　一般来说，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是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由李鸿章亲自创办的。但其实际筹划与组建过程中，李鸿章集团的要员丁日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李鸿章与丁日昌关系密切，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丁日昌对于洋务建树颇多，李鸿章看到丁氏在洋务方面的才干，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初调正在广东办理厘务，制造军火的丁日昌来沪，惟广东方面坚持留人，至八月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旨催调。[1]165丁日昌方得赴沪。他的到来对李鸿章助益颇多。他在上海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主持“炸弹三局”中的一局。同治三年（1864）丁日昌署理苏松太道（上海道台），他上禀李鸿章，论及仿造西洋船炮的重要，其文大意在于：夫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我宪台立外洋军火局，广觅巧匠，击锐催坚，着有成效，惟造船尚力不暇及。值此时稍闲暇，又幸西人尚相联络，可否咨商总理衙门，筹措经费，择一妥口，建立制造夹板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核其巧拙，以为赏罚。将来元气固，则外邪自不能侵，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道，不外乎此矣！[2]4-5对于丁日昌的建议李鸿章深以为然，随即上奏总理衙门。总署对丁日昌的提议也很赞同，谓其“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2]6,随即授权李鸿章通盘考量筹划设立船厂事宜。

　　设厂原则既定，李鸿章遂命丁日昌负责在沪“访购各制器之器”和组建工厂的工作。恰逢此时上海虹口地方，有美商设立的旗记铁厂（Thos.Hunt&Co）有意出让，李鸿章授意丁日昌购买并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将此前的丁、韩二局并入，令丁日昌主持。嗣后，奉曾国藩命前往美国采办机器的容闳回国，李鸿章遂将此套机器一并置入沪局内。同治四年（1865）八月初一日，李鸿章主稿、曾国藩会衔上奏江南制造局购办过程。在此折中，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期许很高：“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不过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枬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所觊幸者也。”[1]322-323在此，李鸿章展现了其超人的洞察力，奏折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做了精准的预测。由于江南制造局在虹口，属洋泾滨区，不但租金昂贵，且处于五光十色之繁华地段，对在厂学习制造之工匠均为极大诱惑，华洋杂处更是纠纷冲突不断，李鸿章早有迁厂之意。至同治六年（1867），终将工厂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附近，占地七十余亩，其规模为晚清洋务军事工业中最大者。

　　二、李鸿章集团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情况

　　晚清洋务派所创办的军工企业，“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分支部门，成为行政系统的一个环节。上面有总督节制、督抚监督，有督抚任命、呈报总署核准或备案的总办主持。襄理局务者为会办，下面有提调、委员、司事等。”[3]138江南制造局的情况亦是如此。江南制造局的管理分成四级，最高者为督办，主要由南北洋大臣、江苏巡抚等担任。当然督办还要受总理衙门节制；主持局务者称总办，由苏松太道兼任。襄理局务者为会办，主司事者为提调，办事者为委员司事等。而负责生产的另有一套人马，有总工程师、工程师、监工、领工、匠目、工匠、学徒等。创办之初，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并署理两江总督，对江南制造局负有督办之责，而丁日昌则担任第一届总办，这样制造局完全控制在李鸿章集团手中。然后，李鸿章握篆江督的时间不过年余，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一日，谕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曾、李二人职务互调，李鸿章未曾再任两江官员，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一日，李鸿章改授湖广总督。尽管如此，李鸿章仍想办法对江南制造局加以控制。这主要是通过丁日昌来完成的。江南制造局创立后，丁日昌以苏松太道身份兼任第一任总办。虽然不久丁日昌即升任两淮盐运使而离沪，但他仍与江南制造局保持着密切关系。同治五年（1866）初，回任江督的曾国藩曾通过李鸿章告知丁日昌，要他“遥领此局”.同治七年（1868）初，丁日昌任江苏巡抚后，循例兼任江南制造局督办，直到同治九年（1870）他离开江苏巡抚任为止。由此可见，整个六十年代后期，江南制造局基本上都是控制在李鸿章集团手中。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其集团势力北上。李鸿章在移督直隶之初，就宣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至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1]2581.而“强兵经武”的关键，在于仿造西方船炮。因此，李鸿章特别注意控制和提振军事工业。[3]

　　当时清廷规定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归南洋大臣管辖，而报销督察各事，仍会同北洋大臣办理。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虽远在津门，但却以此为凭借，通过自己的旧部和亲信继续对这两局进行相当程度上的遥控。他对刚刚回任两江的曾国藩说：“沪、宁两局，敬求倍加提振，鸿章虽远，亦不敢忽视也。”[1]2583嗣后不管由谁出任江督，他对沪、宁两局都照例“不敢忽视”.江南制造局并没有因李鸿章远在北洋而与之绝缘。不过，李鸿章移督直隶后，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权终究有所削弱，特别是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尤为明显。

　　李鸿章集团最为关注的是两江地区的人事。两江督抚的席位对李鸿章集团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其集团势力的基地逐渐转移到所辖的北洋地区，因而对两江的控制力减弱。加之两江总督在地位的重要性上（主要显示于政治地理方面）仅次于直督，势必引起清廷的特别关注和各派势力的垂涎。特别是湘系集团对两江督抚席位的竞争愈占优势，在实际权力分割中，自然影响李鸿章集团的实际利益。为此，李鸿章于此人事方面运筹努力，使得在其移督直隶之初的几年内与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4]51-53而此二职对江南制造局负有督办之责，李鸿章通过加强与两江地区的关系来遥控江南制造局的目的成为可能。但此后由于左宗棠等湘系势力的控制，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减弱，最终形成淮、湘分掌北、南洋的格局。江南制造局也主要落入南洋大臣之手。但此局面在李鸿章出任海军衙门会办后又有所改观。

　　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以醇亲王奕枬为总理，庆亲王奕枬、李鸿章为会办的“海军衙门”（简称海署）成立。此前，由南北洋分头发展的海军事业，正式升格由中央统一控制。海军衙门虽然名义上以奕枬为首，但实权却操在会办李鸿章手中。它的成立对李鸿章集团极具利用价值，李鸿章凭借这一职位掌有控制全国海军事务的权力。他利用海军衙门，加强对南洋大臣这一职位的掌控，借此也对江南制造局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通过安插集团成员直接担任江南局中会办提调等职位，来达到遥控江南制造局的目的。李鸿章集团对局中实际负责人的会办、提调等职务多有操控，这可以通过下表来看出：
　　
　　三、李鸿章集团与江南机器制造局的相互关系

　　（一）李鸿章集团对江南制造局的影响

　　李鸿章集团对于江南制造局的创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此后江南制造局在经费筹措、武器生产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李鸿章集团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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