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既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日本着名俳句①诗人正冈子规②担任编辑主任的报刊《小日本》创刊120周年。

　　2014年7月24日，在子规的故乡松山市子规纪念博物馆的3楼特别展示室，举办了第60次特别展---“子规与《小日本》---新闻界的旋风”.8月3日，子规纪念博物馆又邀请陆羯南③研究会的高木宏治氏④,举行了纪念演讲会“羯南《日本》、子规《小日本》”.在中国，日本的俳句诗人子规的名字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文学研究者所熟悉和研究的对象。迄今为止有关子规的生涯，子规创作的俳句，以及对俳句、短歌、“写生”散文革新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对子规发生兴趣、对他产生了解，是在日本着名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同名长篇小说《坡上之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共13集）并由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之后。该剧围绕日本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秋山好古⑤和秋山真之①兄弟俩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战绩”为题材，同时也记载了秋山兄弟的同乡俳句家子规的生涯。

　　该剧播出后在中日两国之间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鲍同与赵聪合作的论文《论日本“战记物语”中的错误历史观---解析〈坂上云〉》[1]指出，《坂上云》故意打乱历史叙事节奏，随意拆解、拼凑历史故事，缺乏对被侵略国家的基本尊重，是对历史的反叛；张秀强的论文《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认为：子规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一两年内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子规对于时事的关注以及为日本军队的战胜歌功颂德，并用极端煽动性的文字鼓动日本士兵为国捐躯，可见其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渗透之深刻[2].与此相反，在日本该剧的播出为日本文学史上着名的子规这一人物形象增添了一层新的光环。子规与秋山兄弟都生活在日本国民国家②形成过程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子规这位与国家权力机构有一定距离感的文学人物的生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本论文的撰写并非为了进一步证明子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要搞清是什么原因促使子规要对日本的诗歌进行改革，这与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研究一个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它的历史表面现象，更应该研究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够使研究更加真实客观。因此，要研究当代日本，就要研究它的源头---近代。因为国民国家日本并非自然形成，是在明治维新后被人为构筑而成。在藩阀政府由上至下强行推进以政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同时，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地制度化。至此，在以“藩”为基本社会单位，受到统治的日本民众也需要发展成“日本人”或者“日本国民”.这不仅是日本成为国民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度的日本民众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民族自我认同的构筑就无法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俳句家子规为何要借助发现日本的“古代”来引导日本诗歌的改革？其实这与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构筑过程中对“古代”的再构筑问题有关。不仅是日本的近代，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古代”世界到底存在于何时何地，该如何认识它，与这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古代的“重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换言之，像这样把一个“被构筑的古代”作为国民们共有的认识，可以牢固这个国家与国民、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纽带。近代日本幕府封建体制逐渐崩溃，明治维新作为一种“王政复古”的形式出现，对于近代日本而言的“古代”,通过对“王政”起源的探索而浮出水面。

　　一、子规与明治日本
　　
　　杜鹃鸟别名“子规”、“催归”,因其昼夜啼叫不止声音哀切，因其口腔上皮和舌部又都呈红色，因此中国自古就有“杜鹃啼血”之说。

　　③日本明治时期着名俳句诗人子规的名号“子规”就源于“杜鹃”的别名，取其特性暗喻自己的命运。子规从小在外祖父汉学家大原观山④的膝下饱读汉文诗书，奠定了子规深厚的汉学根底。我们可以从子规的俳句中发现，他主要模仿古俳句，同时又汲取了和歌、源氏物语、汉诗以及老庄等古典着作的精华，广博的古典文学修养是其创作的源泉。

　　1883年（明治16年）子规从爱媛一中退学去东京求学。在爱媛一中的同级生中有着名的日本海军参谋秋山真之。考入东京大学预备科时子规又结识了日后成为日本着名作家的夏目漱石。

　　1890年（明治23年），子规转入帝国大学⑤文科大学①哲学科学习。“子规”之号就来源于他当时因患结核病咯血一事。

　　子规所经历的时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日本人”被构筑的时代。日本明治时期是一个建设现代化国家热情高涨的时期，以“藩”为基本社会单位众多诸侯，在对主君绝对忠诚的束缚下与日本民众一起开始向着“现代国家”迈进。

　　在国际关系方面，明治时期的重要外交课题是幕末以后日本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改订和交涉问题，主要是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的收复。这些都与日本的内政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子规的时代也是萨摩和长州两藩的全胜时期，其中不乏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领袖。但是，两藩人士不仅无识无能还很傲慢蛮横[3],几乎不招募非藩阀人士，有能力有志气之士都隐蔽于乡野。即使后来能成为文武官员的大部分人也只能晋级至科级、大尉或者是少佐。子规虽然也顺利地升入帝国大学走上了所谓的精英之路，却中途辍学，转向致力于对俳句、短歌等传统文学形式的研究和改革，并因此而能获得成就，这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明治时期”才能产生的一种奇迹。

　　二、明治时期的“古典复兴”②，[4]43热潮
　　
　　一般认为，明治维新对日本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改变，西洋文化开始输入。男士头上的发髻消失了，女性的发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1883年（明治16年）被视为欧化主义时代象征的鹿鸣馆的建成，上流社会的小姐们开始在社交场合穿上了当时西洋最时髦的蓬蓬裙装，头发也采用了“和洋折中”的“夜会卷”.但是，1894年（明治27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开战，日本人的爱国心也在高涨，头发样式又恢复了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样式”③.其实，明治时期的“古典复兴”并不只表现在头发的式样上，还波及到语言、戏剧、宗教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1890年（明治23年），明治中期出现的“古典复兴”热潮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国民一体性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国语”.因此，幕府末期1868年前岛密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语政策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汉字废除”和“汉字限制”.同时这一时期的文言一致运动的本质还是文字改 革，即 “汉 字 御 废止”④.我们不难发现日本的“国语政策”其立足点是要削弱近千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力，构筑与西洋列强的平等关系，进行近代化的改革，成为能与西洋列强相抗衡的现代化国家。因此，日本在西洋文明的“一国、一民族、一语言”的重压之下对语言进行了改革和统一。同时还要构建起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所必须的“传统”.

　　20世纪90年代，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被广为传播的爱森斯坦的《印刷革命》⑤,[5]、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⑥,[6]和霍布斯邦编着的论文集《创造出来的传统》⑦,[7]都是围绕国民国家论的观点展开的。

　　如，崔佛罗伯男爵⑧,[7]在论文《传统的捏造---苏格兰高地的传统》中例举了苏格兰所谓的“传统衣装”和“传统乐器”并非自古就有，而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才逐渐产生的。代表苏格兰高地民族服装的“格子裙”最初是在熔铁炉工场的工人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把披在肩上的“长披肩”改成了“短披肩”和“围裙”而已。这些研究无疑告诉我们所谓的“传统”都是后天创造的产物，并非自古就有。

　　1890年（明治23年）掀起的这股“古典复兴”热潮确立了所谓的日本国民的“古典”.在被确立的日本国民自我认同的古典有《日本文学全书》⑨《日本歌学全书》《国文学读本》以及《中等教育日本文典》等。在这些书籍中特别是模仿西欧国民文学史编辑而成的《日本文学史》①,[8],被标榜为日本最初的日本文学史。把《万叶集》②和《源氏物语》③评价为日本文学的瑰宝，称“万叶集是日本的诗经”.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4]认为，在这些书籍里汉文学作品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从“和汉”的古典里排除了“汉文学”,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定义“日本国家”的古典。因此，所谓“古典”就是日本语教科书。

　　担任日本语教科书编辑工作的就是帝国大学古典讲习科国书课、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和文学科及同国文学科的学者。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国学家们试图在8至10世纪创作的《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发现汉字以前的日语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古之道'.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这种日本书写语言并不是从记录声音，而是从阅读汉文译成日语而诞生的。”[9]而且不论当时还是以后，日语书写语言的主流仍然是“汉字假名混交”语体。

　　这一时期，《万叶集》其实已经获得了“日本国民古典”的最高地位。为了支撑它的地位，一般把它称之谓“万叶国民歌集观”.从天皇到一般庶民的声音都在《万叶集》中有所表现，贵族的和歌与民众的和歌是日本同一种民族文化的基础就此扎下了根。

　　1890年（明治23年），第一次日本帝国议会的召开也意味着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格局已经整顿完毕。此时，有关“日本人”的各种言论也开始逐渐出现。政治评论杂志《日本人》④的创刊者之一、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⑤于1891年（明治24年）发表了《真善美日本人》[10]和《伪恶丑日本人》[11],1894年（明治27年）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⑥发表了《做为代表的日本人》[12],1899年（明治32年）新渡户稻造⑦发表了《武士道》[13],1903年（明治36年）冈仓天心⑧发表了《东洋的理想》[14]、1904年（明治37年）发表了《日本的觉醒》[15].这些专着的出版也预示了作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在慢慢地形成。

　　三、子规与报刊《小日本》
　　
　　1902年（明治35年）陆羯南负责撰写杂志《日本人》的社论，他同时也是报刊《日本》⑨的发行人，报刊《日本》与杂志《日本人》渊源深厚。《日本》创建日与日本宪法颁布日也为同一天，即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羯南所属正教社的民族主义在1877年（明治10年）的“条约改正运动”中发起了反对欧化主义的运动。

　　羯南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报刊《日本》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笼统地来说，《日本》是一份基于保守主义和进步国粹主义的“独立报刊”.羯南从报刊《日本》发刊的最初到最后停刊都没有改变“独立报刊”的抱负。他在社论《报刊记者》里这样说道：“独立报刊不是政党的机关报刊，虽其’外观‘令人迷惑。营利性报刊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众多的读者，不一定要有’见识‘.在这一点上与其它报刊是不同的。’独立报刊‘非常需要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是否符合世人的口味并不是报刊《日本》的发刊目的。”[16],子规作为羯南好友加藤恒忠瑏瑡的侄子，羯南不仅支持子规对俳句的改革，还想法设法为子规的生活着想，可以说是羯南一手栽培了子规。子规与羯南开始正 式交往是1892年 （明 治25年）2月29日[17].子规因为结核病从大学退学开始专门研究俳句。羯南力劝子规先完成学业要紧，但是，最终子规还是从帝大退学，随即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

　　1900年（明治33年）2月22日子规给帝国大学时期结识的好友夏目漱石的信中曾这样评价羯南：“在人品上像羯南这样的人是难得碰到的”[17].羯南对子规的关心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不仅接纳子规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还把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接到了东京。子规正式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是1892年（明治35年）11月18日，当时，他的月薪是日币15圆。子规曾给叔父大原恒德写信称：“别的新闻社即使给我几百圆，我也不会去”.[18]

　　这虽然是子规对羯南信任的表示，但却不是唯一的理由。《日本》不像《朝日》和《国会》，而是一份不偏不倚非营利性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具有独立思想的报刊。

　　可以说这也是从高中时起就热衷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子规做出选择的原因之一。子规既是一个俳句家，又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对西欧诸国的民众和爱国心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并与日本的现状进行比较。子规为何选择到《日本》工作与此不无关联。

　　1894年（明治27年）2月11日，一个叫做《小日本》的小报在日本创刊，主编即羯南。羯南启用的编辑主任就是进入《日本》新闻社工作才一年的子规。

　　《小日本》的创刊缘于日本政府对《日本》的几次停刊处分的反抗。在《小日本》创刊前先是取名为《大日本》，于1891年（明治24年）11月23日发行，何时停刊没有留下具体的资料[19].当《大日本》也无法再坚持下去时才更名为《小日本》。可以说它是报刊《日本》的“别动队”也有人称其为“姐妹报刊”.这份小报在汉字上注有旁注假名，并配有插图，是一份给人以亲切感的“家庭”型报刊。子规不仅在《小日本》上刊登了自己的小说、俳句评论和纪行文，也刊登了当时文艺界着名人士的作品。如齐藤绿雨①的小说、高浜虚子②的纪行文、中村不折③的插图、饭岛虚心④的浮世绘师的列传等等。报刊整个的透着浓浓的文艺气息，同时也推动了子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革新运动。

　　羯南在民族主义中特别强调国民意识中的情感部分。在社论《世界的理想与国民的观念》中羯南认为：“国民生活中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知识上的生活，一种是情感上的生活。知识上的生活就是政治、法律、经济上的生活。不同的国家对此的应用也不一样，通常意义上来说没有很大的差别。与此相反，情感上的生活由来于仪式、风俗、文学、兴趣、习惯、气质等。不同的国民流仪也不同，西欧先进国家也是如此。知识上的生活属于世界理想的区域，情感上的生活属于国民的理想。当时的日本不仅对前者作出了改革，也热衷于对后者的变革。但是，不管怎样国民的文化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英国人一旦占领殖民地，就开始在小学里教授英语。俄罗斯分领波兰后，马上开始教授俄罗斯语。可想而知，一个健全 的 政 府，必 须 完 成 同 化 国 民 独 立 观 念 的 元素---文化生活”.[16]

　　因此，羯南在《小日本》的创刊辞里这样说道：“我们的首先任务是要恢复并发扬一旦灭亡的日本国民精神”.其实羯南对诗歌也非常感兴趣，但是，羯南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于政治，对于文学是外行也不执着。子规的文学革新的建议与羯南的反政府反藩阀的政治思想态度正好可以联合起来。而且，子规与哪个政党都没有瓜葛，启用子规这样一个书生作为自己言论的代言人可以避免政府的百般挑剔，可谓是一个最佳的人选。

　　由于《日本》在政治方面的论调是“对外强硬派”和“条约例行性”,这也是后来受停刊处分的主要原因。在《日本》上无法登载的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尽可能的在《小日本》上登载。《日本》为了尽可能的防止因在政治报道方面的“负面形象”而被停刊。作为别动队的《小日本》屡次担起了报刊《日本》主张代言人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日本》的镇压却是变本加厉，它的余波使《小日本》也受到了影响，先后两次受到停刊的处分。就这样，在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明治27年）7月15日，《小日本》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刊。从开始发行到停刊前后大约经历了5个月的时间。日本新闻社的古岛一雄曾对子规说过，“你的一生都是不幸的，如果说曾经有过得意的时候，那么担任《小日本》编辑主任的这段时期应该是你人生中最为满意的时期吧。”[20]今天我们可以这样来评价，《小日本》不仅是研究当时文学关系的珍贵资料，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研究甲午战争爆发前期的日本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资料之一。同时，它也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划时代的“俳句革新活动”的“言论”的“场所”.

　　四、子规对古代文化的再发现
　　
　　子规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再发现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万叶集的再发现”.子规在《论歌咏书》中把《古今和歌集》①称之为“无聊之文集”,把纪贯之②称之为“拙劣的和歌诗人”.子规重视《万叶集》的歌风，把近千年来作为和歌圣典的《古今集》在历史上所持有的价值观做了颠覆。

　　但是，翻看《帝国文学》等文艺杂志可以发现，子规在发表《论歌咏书》的两年前，就已经有人主张《万叶集》比《古今集》更为优秀。品田指出：“三上参次和高津锹三郎的书比《与作歌者书》早刊行了八年。”[4]20而且，《新体诗抄》作者之一的外山正一比子规的《论歌咏书》早两年就已经提出“万叶和歌优于古今集和歌的事实，已在有识之士间成了舆论”[4]23的观点。

　　可以这样说，子规断言“认为古今集是毫无意义很无聊”的时侯，其实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只是子规的言论更为激烈极端，较多地附和着当时的国策和世态。在个我与历史社会的关联的把握中，子规把个我转变为国家民族。子规虽然晚来了一步，但是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所说的“文学”里经常会提到“国民”这个新词。对子规来说，和歌和俳句的“文学化”同时也是和歌、俳句的“国民化”.当子规碰到羯南，开始在《日本》工作时，对日本人情感生活上的“国民”概念进行了充分的发挥。

　　1899年（明治32年）12月，子规在《日本》上以编辑的身份开始正式公开募集短歌，也标志了之后的短歌革新运动的开始。子规在短歌革新初露头角的时候，在俳句方面大体上已经做得很好③,因此有足够的余力在短歌方面也进行革新。当然短歌只是他文学运动革新的一个部分而已。但是，子规在短歌上倾注了其全身心的热情。子规一方面通过他广泛的文学观来进行诗歌的评论。另一方面又拥有一个俳句创作者缜密的技巧论。虽然在技巧论上有不少是初步的，但最重要的是子规本人具有直接创作俳句的经验，技巧上的“初步”反而能够感染众多的人群。

　　子规为什么要募集短歌？他所要追求的就是“平民的文学”和“足以代表国民的文学”,子规正是在俳句中发现了此种文学在这一方面的特质。对此品田的评价是，子规“既没有发现也没有发明国民歌集《万叶集》的子规，却敏感地察知了这个发明的意义和功用，而且最大限度地加以了利用。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先驱。”[4]125传播“子规再次发现了万叶集”之说，是在子规死后子规的弟子们结成的“アララギ”（《紫衫》短歌杂志名，也被称为紫衫派们[4]20的言论。

　　1894年（明治27年）甲午战争时陆奥宗光外相收复了治外法权，1904年（明治37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与西方列强并肩齐行。

　　1911年（明治44年）小村寿太郎外相收复了关税自主权。但是，这反而给明治日本带来了深刻的“烦恼”.至此为止，日本国家和国民抱成一团为之努力奋斗的大目标达成了。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各国眼中日本的现代化不如说只是一个不完善的现代化而已。作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所关心的还是领土的扩张和殖民地的掠取。

　　1895年（明治28年）的马关条约和1905年（明治38年）的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分别在台湾、大连、旅顺和库页岛南部获得了领有权。对台湾轻而易举的掌控使日本政府把殖民地经营想象的过于简单。

　　此后《万叶集》“朴素、雄浑、直率”的歌风正好能体现出大正时代到昭和战前日本政府支撑大国所必须的日本国民的理想像。在战时教育体制下，万叶集有关“日本人的资质”成为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宣传的工具。当时的出征士兵所携带的物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书籍就是《万叶集》。④
　　
　　五、结语
　　
　　子规从俳句的改革出发，进而给予和歌与散文的改革，可以说写生文的创作首先是通过试图改革俳句的子规之手得以实现的。子规的俳句革新不是指对一直以来的“俳句文学”的革新。天保之后“月并宗匠”⑤,[22]的俳句虽然成了日本人生活的因习，但是当时的俳句是非文学性的，把因习变革为日本的“国民文学”才是子规俳句改革真正的目的。这项工作的展开正是通过报刊《日本》和《小日本》才得以充分体现，也正如羯南所认为的它发掘了日本人情感生活上的“国民”概念。

　　“古典”随着时代的要求可以适时的进行复兴。

　　明治以后在政治和教育上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传统有很多。在近现代以后的历史中，可以说有关《万叶集》的一般想法和其被接受的样式也呈多样化。

　　但是，即便在这千变万化之中《万叶集》的表象却是固执不变的存在。这就是大正前歌人以及学者们所倡导的《万叶集》与日本人的民族性问题，与此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延续它的正是培育它的日本。

　　歌人、学者们构筑的万叶言论充满了极端的赞美之词，赋予了当时的日本民众以幻想---古雅的美好的时代，令人联想起乌托邦。它的根底是执着于给人一种理想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概念，作为这种概念的核心，今后《万叶集》的表象还会与日本人论并存，被继承，被展开。

　　参考文献：

　　[1]鲍同，赵聪.论日本“战记物语”中的错误历史观：解析《坂上云》[J].中国电视，2013（9）:87-89.
　　[2]张秀强.甲午战争中近代日本文人的战争观[J].东北师大学报，2009（2）:24-27.
　　[3]水野広徳.水野広徳自伝：平和を诉え続けた军人の半生[M].爱媛：南海放送，1978.
　　[4]品田悦一.万叶集的发明：作为国民国家和文化装置的古典[M].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