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错误不断，从内阁要员和大批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到安倍首相穿自卫队战服登战车公开露面，再到其提出“侵略待定论”,这些都是二战以来的首次。这其中不无安倍内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或部分政客为一己之私鼓吹军国主义思想、迎合国内右翼势力的考虑，但同时也反映出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严重偏差。

　　一、日本人历史认知问题的严重失实

　　1. 历史教科书问题

　　教科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也即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的问题。二战后，日本抛弃了明治维新时期的皇国史观的“国定”教科书，逐渐改为审定制。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度出现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反动，由于以家永三郎为代表进步力量的斗争，70 年代出现了改善的趋势。但 70 年代后至 80年代，教科书再次出现了改恶的势头。1982 年，日本文部省第一次修改了历史教科书，开始美化侵略战争。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出”或“进入”.

　　由于进步力量的推动，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史学者的调查著作相继出版，国内民众较多地了解到 731 细菌部队反人道，反人类罪行，使日本的战争犯罪暴露在国民面前，教科书出现改善的趋势。在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有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这样的记述。

　　但这更加刺激了日本右翼势力，加剧了其对进步力量的反扑。由于日本右翼对教科书的攻击及影响，2001 年 4 月 3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 8 种中学社会科历史部分的教科书，其中就包括社会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该书将有关“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的记述全部抹消；其他审定通过的 7 种教科书也比 4 年前通过的教科书有了很大退步。

　　对此，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下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闭眼不看历史事实，企图使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正当化，完全无视政府审定教科书的“近邻国家条款”,从根本上否定了迄今建立起来的国家间信赖关系。他认为，日中两国只有坦率地认识和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才能开辟睦邻友好的未来。

　　那么，日本主流政治家是否也接受这样的认识?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继 2001 年通过编篡会的教科书后，2005 年，日本文部科学再次审定通过否认二战中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史实、美化侵略的右翼历史教科书。

　　2. “南京大屠杀”问题

　　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军队的主要罪行之一受到了审理和判决。自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还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冷战所导致的战后日本淡化战争记忆的政治结构的存在，南京大屠杀并未成为日本国民的集体记忆。所以，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有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一时间南京大屠杀是“幻影”的“虚构论”甚嚣尘上。80 年代后，日本学者成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通过实证研究，促使日本民众总结历史教训，回击日本右翼制造的谎言。随着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为历史史实认知的不断深化，在日本社会形成承认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两大阵营。

　　由于所谓“幻影论”、“虚构论”在学术上逐渐露出破绽。于是，日本右翼学者将争论焦点转移到中方认为的“30 万”被害者人数上来。日本右翼之所以在数字上做文章，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学术研究之需，而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对数字的怀疑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不具备实证条件问题上，通过对数字的质疑否定屠杀事件的存在。为所谓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制造舆论。

　　3. 强制“慰安妇”问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犯下的严重罪行。1993 年 8 月 4 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他在讲话中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和尊严”,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希望日本能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史实。这段讲话被称为“河野谈话”.

　　但遗憾的是，文部省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主编的教科书，有意抹去这段历史的真实。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对日本过去的正确的认识的否定，也是对亚洲各国的蔑视，对人类正义的蔑视。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慰安妇必要论”表明，日本政客缺乏历史认知、妄言“慰安妇”问题，不仅遭到日本国内民众、也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批判。

　　4. 追究日本战争责任运动及民间索赔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民间组织掀起反战和平运动，和平发展团体遍布日本各地，如日本ABC 企划委员会，他们自发地组成和平反战团体，以巡回展出的形式展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勇于反击战争翻案歪风，抨击当局的所作所为，对教育日本民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资金少，人数有限，声音微弱，特别是时常遭到日本右翼的威胁和恫吓。不仅如此，对于日本国内的民间索赔诉讼，日本当局借口“时限说”、“国家无答责”和“个人无申诉权”,顽固地采取不认账的态度。从亚洲民间人索赔问题提出至今，几乎没有一例彻底获得胜诉。在与中国有着关联的日本遗孤的“国赔”诉讼中，日本政府也采取同样态度。据遗孤反映，日本东京法院的法官把遗孤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个人问题，拒不承认战争责任。虽然在多方努力下，日本遗孤问题通过政治途径部分得到了解决，但遗留问题很多。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通过政治途径出台的 《新政策支援法》，只不过是日本政治家们出于‘不要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就这一次打发他们了事，再没有下次‘考虑的不得已之举，日本政府根本不想承担战争责任。”

　　5.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是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灵堂，宣扬“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支柱。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的战死者被列入“灵玺簿”,作为“英灵”合祀于此。1978 年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亡灵也被供奉其中。战后，靖国神社虽然改为所谓民间宗教设施，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使其重新恢复战前的国有地位，而且前往参拜的日本政客经常为侵略历史翻案。也就是说，靖国神社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官方参拜的负面影响和特殊意义。1985 年中曾根首开“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时隔 11 年后，桥本龙太郎再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后这两位首相在国内外的抗议声中都停止了参拜的脚步。2001 年小泉纯一郎上任，不久即公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参拜后发表了讲话，称参拜的目的是“反省战争，为了和平的愿望”,但其参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助长了右翼社会肯定“大东亚战争”、否认东京审判、严重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尔后，小泉任期内又 5 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创下了领导人参拜最多的纪录。

　　二、日本人历史认知问题的恶劣影响

　　1. 加剧了日本政治右倾化

　　从以上日本人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知可以看出，战后由于内外原因、民族心理因素等，日本人对历史认识总体上出现了严重偏差。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使日本政客采取了掩耳盗铃、欺骗舆论的做法。日本右翼牵着日本政府的鼻子走，日本政府的态度推动右翼团体向前走。两者交相为用，形成当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危险局面。

　　近年来，围绕着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变身为“国民军”,增加军费开支等，日本政治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一次组阁时还向中国示好的安倍再度上任后，开始对华采取强硬的路线，不仅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错误言论，还公然提出了“侵略待定论”,并且还试图改变“河野谈话”、“村山谈话”对战争责任反省的立场。虽然基于美国保守派的立场，避免因历史问题引发政治争议和外交摩擦的考虑，安倍收回了拟发表的安倍谈话，但从其随后的一些列发言中仍可以看出其没有多大改变的“侵略待定论”主张。与此同时，多数国民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和保持缄默使日本右倾化在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受到阻力，大行其道。据调查，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带动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一些带有反省意识的人也因此鼓动宣传或陷入迷茫或导向右翼的阵营。

　　2. 恶化了日本与近邻的友好关系

　　多年来，在历史与现实、利益与情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日韩关系始终在波动与起伏中缓慢发展。2001 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美化日本侵略的教科书问题引发了日韩关系的紧张。2005 年，日本与韩国争夺独岛 （日本称竹岛） 问题扩大化，日本宣称“竹岛”为日本领土的举动激起了韩国的民族主义情趣，韩国的反日运动空前高涨，韩日两国关系恶化。前不久，日本政客桥下彻妄言慰安妇问题，伤害了韩国国民的感情。韩国政府官员说，“桥下严重缺乏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妇女人权的尊重。”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也是在历史问题与现实争端的磕磕绊绊中艰难发展。多年来，中日围绕着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遗留化学武器、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展开激烈的争论与对话，但由于日本人错误的战争观、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始终没有诚意与中国解决问题与争端。

　　最近，日本方面不断妄言历史史实，为中日关系发展制造紧张局面。其一，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与南京市访日代表团会面时，公然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讲话。其二，作为首相的安倍晋三，发表了“这段历史是否是侵略，有待于时间认定，有待于历史学家来认定”的“侵略待定论”.其三，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的关于大阪市长桥下彻日前发表的关于“慰安妇必要性”的发言。安倍等政客持有“修正主义历史观”,不利于中日友好发展的肆意妄为的言行，使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中国政府和民众深感忧虑。

　　综上所述，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日本政客、学界和日本右翼难辞其咎，但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就没有责任。笔者认为，日本国民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一是继承历史记忆；二是监督和敦促政府解决战后责任问题；三是揭露和批判否认战争责任、美化侵略的言行；四是同亚洲各国人民达成共识，促进日本战后责任的根本解决。

　　当然，自战后以来，日本民众从来没有停息反战和平运动，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民间的反战和平运动促进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促进日本同亚洲各国的相互理解和谅解，促进历史共识做出了日本政府所不能取代的贡献。然而，当今的日本，站在加害国民的立场投身反战和平运动的民间团体力量还比较薄弱，他们的声音还难以影响社会的主流。为此，全体国民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日本国民 70%以上是战后出生的，他们是巩固和发展 21 世纪中日关系的主体。所以，促进战后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认知是中日双方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王希亮。日本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2] 张建立。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J].日本学刊，2012（2）。
　　[3] 周颂伦。福泽喻吉的中国政策观的骤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4] 杜颖。试论“脱亚入欧”思想与日本右翼的言行[C].首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5] 步平《。南京大屠杀全史》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术研究[J].抗日战争研究，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