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一隅，雅典人创造出古代世界最为成熟的民主政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受到同时代及后世的诸多批评，比如 “多数人暴政”、 “暴民政治”、“盲目决策”等等，而又以所谓 “蛊惑家”（demagogue,又作 “煽动家”）受到的批评最多和最持久，他们俨然成为城邦衰落和民主政治败坏的根源。①所以，对 “蛊惑家”的认识关系着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问题。

　　1961年，M.I.芬利在伦敦希腊学会宣读了他的经典论文 《雅典人民领袖》 （Athenian Demagogues），成为替 “蛊惑家”正名的第一人，但芬利并未指出 “蛊惑家”的来源以及出现的原因，且有矫枉过正之嫌①国内学者大体承袭传统看法，对 “蛊惑家”基本持否定态度，而且专题性研究很少②。笔者认为，在评价一种历史现象时，切忌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对于 “蛊惑家”,并非仅仅是肯定或否定就可以一笔定论，如果要对雅典或古典的城邦制度和民主政治进一步深入研究， “蛊惑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本文不惴浅陋，试图对其形象构建、社会根源和实际作用陈述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望学界同仁指正。

　　一

　　Demagogues,来源于古希腊文δημαγωγοι，词根分别是δημο（人民的）和αγω（领导），本意是 “人民领袖”,初时指以平民代言人面目出现的城邦领导人，之后渐渐专指活动于公民大会、以向人民提供政策建议为己任的演说家。可见，δημαγωγοι就是指城邦政治活动家。古希腊称谓政治家的词汇有很多，δημαγωγοι只是其中之一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希腊文献中，它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就连批评 “蛊惑家”最激烈的阿里斯托芬也很少用④。这表明至少在古典时代的雅典，δημαγωγοι还不是一种坏东西，人们更多的使用它的中性意义，即人民领袖⑤。那么，作为一种历史形象， “蛊惑家”是如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的呢？

　　克里昂 （Cleon）是雅典第一位着名的 “蛊惑家”.克里昂能享此 “殊荣”,首先应该归功于阿里斯托芬与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骑士》中，塑造了帕弗拉工 （Paphlagon）这样一个政治煽动家的典型：凶恶、贪婪、有辩才、有手段、善于诬告同伴，欺骗人民，它讽刺克里昂煽动、愚弄人民。在 《马蜂》中，则讽刺克里昂提高陪审津贴，收买6000名陪审员，利用他们来操纵公民大会，迫害他的政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⑥。于是，后人根据喜剧中的原型认为当时的雅典政治家就是如此恶劣，却忽略了阿里斯托芬的表现形式是喜剧，那是经过艺术夸张的结果。修昔底德则为人们刻画出另外一个克里昂：雅典人中最激烈的，力主处死所有密提林人，反对跟斯巴达人议和，率兵收复托伦，最后战死于安菲玻里⑦。从修昔底德的描述来看，克里昂在向人民提供政策建议、率领军队在外征战方面，跟其他的雅典人民领袖并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修昔底德认为他是 “最激烈的”,言下之意，他的政策经常有损于雅典利益。实际上，在密提林辩论中，克里昂是失败者，人民并未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在第二天接受了一个并不太着名的雅典人戴奥多都斯 （Diodotus）的建议。这表明，雅典人民并不是一味地相信某些被他们所信任的演说家，他们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相应的政策，而非任由所谓的 “蛊惑家”摆弄。

　　柏拉图在 《高尔基亚篇》中，让苏格拉底与着名的演说家高尔基亚辩论起决定公民做出政治选择的因素：到底是专门的知识还是说服的艺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 “所以公众演说术并不依赖于懂得事情的真相 ,而取决于发现一种说服技术 ,以便使他能够给无知的人一种他比专家还知道得多的印象。”[1]

　　演说术于是在这里变成了骗人的艺术，听众成了盲从者。那些向人民提供建议、说服人民按照自己的建议行事的 “人民领袖”从而也就成为 “蛊惑家”.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分为三类人：一类为 “懒惰而浪费之徒”,爱闹事的动乱分子，他们是社会中的雄蜂，其中的领袖为 “带刺的雄蜂”,附庸则为 “无刺的雄蜂”,这批人……在民主国家如鱼得水，其领袖靠无刺雄蜂的支持控制了公民大会的讲坛，成为公共事务中的主导。第二类人是公民中遵纪守法和勤俭持家者……成了雄蜂所需蜜汁的供应者。第三类人是平民……能从雄蜂掠夺的蜜汁里分得一杯羹，因而视雄蜂为他们的代言人。被掠夺的第二类人不得不在公民大会或公民法庭上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被扣上寡头派的帽子，直到成为真正的寡头派。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担心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平民于是推出一个领袖，做他们的保护人，赋予他权威，最终使他变成一只嗜血的豺狼，成为独裁的僭主。[2]

　　这里所谓的 “雄蜂”影射的就是那些1政体下的恐怖图景： “蛊惑家”肆意横行，遵纪守法、勤俭致富的公民的安全却得不到保证，人数众多的平民受 “蛊惑家”的煽动，接受他们的领导，赋予其权力，最终使他们成为僭主。于是，在柏拉图笔下， “蛊惑家”成为民主政治堕落的 “罪人”.但正如郭小凌教授指出的，“柏拉图的描述与其说是现实，还不如说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可能归宿的预言”,[3]他的演绎和归纳的基础并不符合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现实。

　　亚里士多德在研究民主政体时，将民主政体分成五种，前四种均遵守平等原则、依法治国。第五种是极端民主制，所有民主政体中最坏的一种，其表现就是 “蛊惑家推波助澜，政事的决断不依法律而依民众的意志，民众成为集体的君主，……”.[4]

　　在这里， “蛊惑家”再次成为民主政治蜕变的 “帮凶”和 “推波助澜者”,民主政治成为暴民政治，“蛊惑家”难辞其咎。

　　此外， “蛊惑家”们在公民大会中辩论时，也经常互相抨击，往往将对方描述成 “奉承者”、“收受贿赂者”、“故意讨人民欢心”、“欺骗人民”等。于是，在阅读这些演说词时，人们容易获得一种印象，雅典公民大会被这些 “蛊惑家”所统治，道德败坏、满嘴谎话的 “蛊惑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堕落的根源。

　　至此，一个 “蛊惑家”的完整形象就跃然纸上。可以想象，后人在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时，首先得到的可能就是 “蛊惑家”横行的印象。如果进一步追寻雅典民主政治 “堕落”的根源，很容易就会将原因归到 “蛊惑家”身上。但应该注意的是，不论是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所谓 “蛊惑家”们自己，都属于雅典精英阶层。 “蛊惑家”正是雅典城邦部分对民主政治不满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构建出来的历史形象，这种精英主义话语经过后世的不断引用和夸大，便成为一种似是而非而又很难辨清的说法。

　　二

　　那么，在雅典，真实的 “蛊惑家”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究竟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

　　“蛊惑家”是雅典民主政治蜕变或城邦衰落的根源吗？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蛊惑家”之所以出现的社会根源。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分析，即雅典民主政治的运行体制和演说家作为政治家的特征。

　　首先，雅典民主制的运行机制。人们在评价雅典民主制时，很容易将之等同于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但是正如芬利在 《雅典人民领袖》中所指出的那样， “雅典民主制与现代代议制民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5]

　　与代议制民主相反，雅典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它对于我们的启示在于：实行直接民主政治的雅典，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政府”机构，城邦的政治领导权正是通过这些所谓的 “蛊惑家”实现的。在雅典，几乎所有的城邦事务都要通过公民大会来集体决策通过。但是，普通的公民并不具备对于城邦事务的专门知识和表达这种专门知识的演说能力，而 “蛊惑家”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演说训练，他们既具备知识也拥有能力。因此，他们成为向人民提供政策建议的不二人选。结果，这些所谓 “蛊惑家”就 “成为雅典民主体制中的结构性成分”.[5]

　　约西亚·奥伯 （Josiah Ober）指出演说家扮演着四种角色：人民意见的表达者，人民的保护者，人民的建议者，人民的领导者或者人民意愿的反对者。[6]

　　他从政治学的角度，指出了雅典演说家在整个民主制度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位并非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化权力，而是一种由人民默认、精英演说家主动承担的非宪法性权力。

　　其次，演说家作为城邦政治家的特征。在雅典，任何公民的建议必须拿到公民大会中进行公开的辩论，而面对数千公民旨在赢得多数票的辩论即是演说，所以，如芬利所言， “演说家是政治领导人的同义词，而不仅仅是象我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作为特殊政治人物的特殊技能而已”.可是，芬利没有提到演说家作为政治家的特征。尽管我们相信公民大会中的演说足够严肃，尽管苏格拉底的批评有些过分，但演说术应用到政治辩论中，为了达到说服的目的，使用一些夸大事实、隐瞒事实、人格攻击、煽动情绪的手法并不稀奇。德 谟 斯 提 尼 （Demosthenes） 在 《论 金冠》 （On the Crown）中对埃斯客涅斯 （Ae-schines）出身的无情嘲笑，很难保证没有编造的成分。对手撒谎时，即使诚实的演说家也不得不说一些不尽符合事实的话，以争取到人民的支持。在密提林辩论中，戴奥多都斯就提到了雅典政治家们的这种困境： “一个诚实地提出来的善良建议也和一个坏得透顶的建议同样地被人怀疑；结果，一个主张一些凶恶政策的发言者必须欺骗人民以便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见发表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话，也必须说谎。因为这种过度的聪明，雅典处在一种独特的地位；只有对于它，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公开地作一件好事而不要用欺骗手腕的”.[7]

　　修昔底德是深刻的，他借戴奥多都斯之口指出雅典民主政治决策体制的一种 “困境”:民众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思维局限，政治家必须在演说中使用一定的手段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才能顺利推行自己的建议，即使建议本身是正确的。所以，可以说，“蛊惑家”确实 “蛊惑”, “煽动家”也经常“煽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伯里克利与客蒙①争取民众的手段即可知②。

　　如上所述，一方面 “蛊惑家”是雅典民主政治机制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蛊惑家”作为演说家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争取民众信任方式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这是 “蛊惑家”招致批评的社会根源。

　　三

　　“蛊惑家”出现于雅典民主制即将步入危机之时，城邦政治中涌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引起了很多雅典知识精英 （包括部分演说家，他们出于争取听众的需要，常常抨击对手在 “煽动”或“蛊惑”人民）的忧虑，他们试图要为危机寻找根源。于是，在民主制框架下变成了政坛主导者的演说家群体就成了他们的抨击对象。不少研究雅典民主制衰亡的近现代学人也响应了古代知识精英们的抨击，例如如乔治·格罗特 （GeorgeGrote）。③ 在很多人看来， “蛊惑家”是城邦衰落的根源和城邦危机的体现。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公允。在雅典，所谓的 “蛊惑家”受到雅典民主监督机制的严格制约。其一，演说家虽然有时可以左右、影响公民大会的决定，但他们的成功与否，最终仍然取决于公民大会的投票结果。并且，演说家要为自己的建议、提案负责。在奉行简单多数票决制的希腊城邦中，有一条公认的原则：人民永远没有错。人民可能会为某一决定而后悔，甚至为它平反，但责任不在民众，而在提议者。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德谟斯提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政治家们的生活太危险，动辄招人批评攻击，每天都受到被审判和厄运的威胁”.[8]

　　即使是拥有雅典 “第一公民”之称的伯里克利，也曾因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的失利被公民大会罚款和免职①。其二，公民对演说家普遍抱有警惕心理。公元前5世纪末期以后，由于演说术涉嫌“诡辩”受到多方批评，演说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怀疑和猜忌。在雅典甚至出现了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一个演说家吁请听众们警惕另外一个演说家的 “诡辩”.例如，埃斯客涅斯要求陪审员们注意德摩斯梯尼的诡辩： “正如你们在体育竞赛中看到拳击手为了荣誉地位相互攻击一样，你们陪审员也必须为了城邦的利益与他整天做斗争以取得辩论的胜利，不要让他逃脱违法的控告，听他讲演时要察言观色，看看他到底说些什么，注意把他赶回到关于违法的讨论中，要警惕他演说中的迂回曲折。”[9]

　　演说家将民众对于他们自己这一类人以及演说术的不信任心理当作了互相攻击的武器，从反面证明了这种 “信任缺失”心理的普遍存在。由于害怕受到怀疑，演说家们经常假装谦虚地称自己 “不会演说”、“没有能力演说”等等②。这种气氛无疑使演说家心有余悸，在发表演说时不得不三思而行。其三，雅典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适用于国家公职人员，也适用于向人民提出建议和指导的演说家。其中最有效的是陶片放逐法 （Ostracism）和违法法案指控制度 （graphe paranomon）。前者的目的是防范那些 “权高位重者”,最初施用于那些与此前雅典僭主庇士特拉图 （Pisistratus）沾亲带故的朋友，后来则是 “被用来除去其他看起来过于强大的人”,[10]防止他们对稳定的城邦体制造成危害。

　　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客蒙等政治家，狄纳尔科斯等演说家都曾被此法所放逐。后者对演说家的制约更为有力。此法规定任何公民都要在一年内为自己的提案负责，而不论该法案已经五百人议事会，或公民大会，或其他立法机关审查批准与否。如有其他公民在此期限内发现此法案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或不适用，均可向陪审法庭提起诉讼，追究 提议者 （rhetor,即 演说家）的责任。如果控告属实，该法案不仅要被撤销，提议者也会因欺骗和误导人民而受到惩罚。

　　例如，公元前406年公民大会通过的处决六位将军的冤案不久即获平反，但提出动议的卡里克塞诺斯 （Callixeinus）等人 则获 罪受 审③。同时，为了防止违法法案指控制度成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违法法案指控还规定指控者若缺乏证据而未获得五分之一审判员赞成票，则被课以罚金并剥夺再次提出违法法案指控的权利④。公元前330年，埃斯客涅斯就因控告克泰西丰未能获得法定的赞成票而遭放逐。⑤ 这项法律无疑大大增加了演说家在提出法案时的风险成本，是对他们滥用提案权的一种制约。

　　上述分析表明，在雅典城邦中， “蛊惑家”虽然都是政治活动家，甚至有时成为城邦的暂时领袖，但他们的 “权力”会受到严厉的束缚。正如芬利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领导者地位仅限于个人的职能，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非正式地位。

　　他是否拥有此种地位，只要看公民大会是否按他所愿投票就可以知道。每一次建议或者每一次投票，都是对这种地位的一次考验”.实际上，自从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就再未出现像他那样的优秀领袖，也从未有任何人能够连续15年当选为 “将军”,雅典的公民大会享有绝对的控制权，雅典的内外政策是公民大会投票选择的结果。作为雅典的政治精英， “蛊惑家”受到政治制度和公众舆论的双重遏制。

　　四、结语

　　雅典民主制奉行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平等的政治原则，他们绝对不容许有一个统治精英阶层凌驾于人民之上。然而，公民们无论在能力、才智还是财富等方面又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是不平等的。如何消除这种平等的理想和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呢？于是，没有制度性权力的 “蛊惑家”就成为雅典社会的平衡器：既不违反民主政治绝对平等原则，又可以满足城邦对专业人才的需要。雅典的精英阶层在得到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制约。人民不必担心这些城邦精英破坏平等原则，而精英阶层的“权力欲”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释放。这样，平等的理想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便获得某种平衡。

　　雅典城邦从中获利匪浅。可以说，在遭受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打击之后，雅典民主制仍然保持长时间稳定，“蛊惑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必须承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批评的雅典煽动家以及民主制的种种缺点和恶习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存在。我们一定要避免将民主制的这些阴暗面归结到某些个体身上，而应该将其放到雅典民主制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去看待。这样，不难得出结论，“蛊惑家”是雅典民主制度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之所以有伯里克利和克里昂的区别，并非政治家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民主制乃至整套城邦制度的蜕变造成的结果。

　　参考文献
　　
　　[1]Plato.III,Gorgias[M].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455-459.
　　[2]Plato.V-VI,Republic[M].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564b.
　　[3]郭小凌。古希腊作家的民主价值观 [J].史学理论研究，1998（1）：109.
　　[4]Aristotle.Politics[M].London:Penguin,1981:1291b30-1292a39.
　　[5]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J].Past and Present,1962（21）：11-12,21,12-13.
　　[6]Josiah Ober.Elite and Mass in Democratic Athen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314-324.
　　[7]修昔底德着。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8.
　　[8]Demosthenes.I,Philippic IV[M].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70.
　　[9]Aeschines.Against Cteisiphon[M].Cambridge,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206.
　　[10]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10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