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时期， 清军水师出现了兵力不足、不习水战、经费紧张等情况。同时， 一些沿海渔民在英军的利诱下， 甘愿为英军提供帮助甚至为英军效力。为此， 清朝官员们提出招募水勇以解决以上难题。然而， 战争局势一旦缓和， 道光帝又匆忙下令裁撤水勇， 没想到又因此导致地方社会治安的动荡。清廷在水勇的招募与裁撤方面反映出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在海疆防务、军民关系、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

　　关键词：鸦片战争； 清军水师； 水勇； 招募；

　　鸦片战争时期 （1840-1842年） , 数量最多只有一万多人的英军在中国沿海横冲直撞， 虽然清朝军队的八旗、绿营正规军总共有八九十万人， 但是依然疲于应对。随着战争的深入， 沿海局势越来越严峻， 在道光皇帝一道接一道的指令下， 全国各地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被调往沿海。劳师远征的军队往往不具备战场优势， 然而来自地球另一端的英军奔袭中国领海， 却毫无劣势可言， 英军的集结速度反而快于本土作战的清军。一场古老国度对阵现代国家、没落王朝交锋崛起帝国的惨烈较量就此展开， 面对这“日不落帝国”的无敌舰队， 平时防民捉盗的清朝水师显得手足无措， 数量庞大却不习水战的清朝陆军更只能是隔岸观火。为了弥补水师的不足， 清政府开始下令招募渔民组成新的海防力量， 这种亦兵亦民的特殊兵种被称为水勇。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清军水勇这一特殊兵种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笔者试图通过鸦片战争时期的档案史料， 分析清朝水勇的招募与裁撤背后所掩藏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重社会原因。通过对鸦片战争时期水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尝试探究鸦片战争时期的海疆防务、军民关系、战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及相互关系， 以此加深对鸦片战争的认识。
 

　　一、清军招募水勇的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大清王朝， 官场腐败、军备废弛， 被称为“京师首善之区”的劲旅， 无论是八旗骁骑营、八旗步军营， 还是绿营兵， 很多军官不仅毫无近代军事知识与技能， 而且不谙军务， 只知吞饷肥私、花天酒地。士兵很少操练， 终日闲游， 甚至吸食鸦片， 聚众赌博， 酗酒狎妓。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谈及京城八旗兵的情况时说：“近见有三五成群， 手提雀笼雀架， 终日闲游， 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 则皆为巡城披甲， 而实未曾当班， 不过雇人顶替， 点缀了事。”遇有上级校阅检查， “率皆移东补西， 或一人领充数名， 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 彼此包庇， 狡狯百出， 虽大吏亦无可如何”[1] （P48） ;至于各省军队， 骑兵没有马， 水师不习水， 检阅操演时， 骑兵便临时雇用马匹， 水师雇用渔民。清军装备低劣， 炮台失修， 军纪败坏， 斗志尽丧， 已很难抵御侵略， 保卫边防。

　　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下， 清朝的海防力量不升反降， 水师日趋没落。以水师战船为例， 中国古代水师力量的顶峰时期是明代， 明代的战船主要有广船、福船、沙船等类型， 其中以广船最为坚固。明代《筹海图编》中载：“广船乃铁栗木所造， 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 福船即碎， 不能当铁栗之坚也。”[2] （P857） 但是到了清代， 随着砍伐的增多， 铁栗木越来越少， 与铁栗木相当的栎木同样稀少， 以致乾隆五年议准：“修造战船， 按各厂成例， 购备松杉等木， 以济船工， 不必搜采栎木， 扰民误工。”[3] （P367） 到道光年间更是难以物色到造船的巨木了。在船载武器方面， 大明水师配备了佛郎机、虎蹲炮、无敌神飞炮、子母炮、天坠炮、大蜂巢、飞天喷筒、鸟嘴铳等火器[4] （P900-930） 。清军入关后虽然继承了明朝火器， 但并无多少发展， 甚至清廷为了防备反清力量， 而限制发展火器， 以至于清军火器不进反退。清廷收回台湾之后， 清军已无大规模的海战， 清军水师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海盗和缉查出海商人、渔民的违例行为， 反抗外来侵略反而成了次要任务。清军水师的作战能力自然就无法与鼎盛时期的明朝水师相比， 也无法与清初的水师实力相比。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 与英军对抗的中国军队主要是临时集结起来的岸防部队， 当时的岸防部队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一是原来部署在海岸要塞的水师， 主要依托构筑的炮台工事进行抵抗；二是从各地调集的陆路军队[4] （P108） 。腐朽堕落的清朝军队显然不是英军这支近代化军队的对手， 清军的弊端暴露无遗。道光二十年七月 （1840年8月） , 湖广道监察御史焦友麟发现山东登州的水师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官员虚报兵丁人数， 将空名粮饷中饱私囊；水师战船得不到修理， 任其腐烂， 随意强征民船使用；水师官兵对例行的海上巡逻也是敷衍塞责， 碰到海盗抢劫商船时， 水师官兵在远处旁观不前， 等盗贼退去后才虚张声势地放几枪了事；登州沿海年久失修的炮台不下百余处， 当地官员根本不去修理， 甚至干脆弃之不用。焦友麟将登州海口废弛的问题上书道光帝， 要求对敷衍塞责的相关人员严加查办[5] （P250-251） 。由此可见， 当时的海防已经废弛到了何种地步。

　　虽然其他各处的海防状况不会和登州水师完全一样， 但是登州水师海防的废弛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谈到沿海各省的水师时作出如下描述：“闽、广水师， 每省三万有奇， 江、浙水师， 每省二万有奇， 虚冒半之， 老弱半之， 未必有数千之可用。”[6] （P19） 道光年间水师之衰败可见一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英国侵略者的船舰闯入中国领海， 清军水师显然无力应付这样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海军舰队， 一道道建议招募水勇的奏折被递交到了道光帝面前。

　　二、招募水勇的表面原因及背后用意

　　在道光帝正式谕令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之前， 一些海防要塞随着局势的日渐紧张， 已经开始组织民间武装力量。当时组织的民间武装主要分为招募与团练两种。招募是指由官方或乡绅出资招募的壮丁， 随同兵丁一起听候调遣；团练则是由乡村自选壮丁， 保护田园， 抵御盗寇， 官方只是造册登记团练人员， 并不会调赴他乡。同时， 招募之中又分为两项：用于陆上的， 叫壮勇或乡勇， 用于海上的叫水勇。[5] （P349-350）

　　在鸦片战争期间， 多次有地方官员上书奏请招募水勇， 其中的观点虽不尽相同， 但也多有类似。归结起来， 招募水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海防兵力不足。前文已说到， 清军水师的一些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存在虚报兵额的现象， 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如果在和平时期， 兵力不足的问题尚能掩盖， 但到了战争时期， 这些问题立刻就暴露了出来。以厦门为例， “所辖兵丁， 除戍台巡洋差遣外， 在标者不敷千名， 亦因兵力较单， 雇募水勇防堵”[5] （P213） 。1841年， 时任刑部左侍郎的黄爵滋在向道光帝汇报水师情形时说道：“水师废弛， 兵额既缺， 非用水勇乡勇无以助攻守， 战舰未修， 非募商船渔船无以资驾驶。”[7] （P26） 面对兵力的捉襟见肘， 清政府开始考虑招募水勇协防。

　　第二， 水师不习水战。由于水师平时疏于训练， 遇到检阅操演时， 甚至还雇寻渔户， 冒名顶替。如此的军纪败坏致使清军水师毫无战斗力可言。1840年， 两江总督伊里布在请调闽粤水师支援的奏折中说道：“至于 （江浙） 水师， 则额数既少， 兵技尤疏， 更不如陆路之犹可选用。”[5] （P232） 江浙水师如此， 闽粤水师又怎样呢？身处海防前线的黄爵滋给了我们答案：“臣前在福建厦门察看堵御情形， 水师不如水勇， 陆兵不如乡兵。”[7] （P27） 水师不习水战， 骑兵不会骑马， 道光年间的军队已经衰败到了何种地步！海边的渔民由于长期以海为生， 水性好、地形熟， 所以招募过来恰好能弥补水师的不足， 正可谓“征兵满万， 不如召募三千， 以其习水土而熟贼情也”[7] （P220） 。

　　第三， 节约兵饷、提高战力。鸦片战争时期， 清军集结的方法是从各处抽调士兵。从各省抽调， 各省督抚从各标营抽调， 各标营长官又从各汛塘堆拨哨卡抽调， 这样积少成多， 临时任命将弁督率出征。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 兵与兵不熟， 兵与将不习， 必然会使整体战斗力水准下降。[8] （P54-55清军集结的方法除了上述弊端外， 还存在顾此失彼、疲于奔波、速度过慢等一系列问题。“我师征调有需时日， 彼来而我未集， 我散而彼复来， 使中国财力耗敝于无用之地， 殊为不值。”因此黄爵滋向道光帝建议：“故惟募勇则可以节饷， 目前既容易集事， 而经久之计即在其中。”[7] （P27） 时任安徽巡抚的程楙采也积极主张招募水勇， 他认为客兵调至海防有三不便：一是客兵在路上奔走， 筋疲力尽；二是不服水土；三是后勤工作供给不上。而从当地招募水兵有五条好处：一是当地人员生活在海边， 习惯海边风浪；二是当地人熟悉海岛路径， 容易侦察敌情；三是自卫家乡， 积极性高。四是招募当地人， 战时入伍， 平时可以返家。五是节省物力， 用支付客家兵的经费训练兵团是绰绰有余。因此， 他提出：“今海疆要着， 莫亟于募练水勇， 酌减客兵。”[7] （P187）

　　正是因为招募水勇有诸多的好处， 因此道光帝下令沿海各省督抚， 根据各省情形酌情办理。清廷开始大量招募水勇， 军民共同抗英；看似清政府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了， 其实不然。清廷招募水勇除上述原因以外， 还有另外一层比较隐蔽的用意， 就是清廷对沿海民众极度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催生了清廷招募水勇的举措。

　　自从鸦片战争爆发后， 原想痛剿“蛮夷”的清朝军队， 却在英军舰炮的轰击下， 屡屡溃败。但是身处前线的清朝官员没有在失败中找出真正原因， 却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汉奸”， 这个对沿海民众极具侮辱性的情绪上。钦差大臣裕谦就曾在奏折中声称：“乃闻琦善到粤后， 散遣壮勇， 不啻为渊驱鱼， 以致转为该夷勾去， 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现在逆夷在粤通共不过六七千人， 除水手外， 战兵不过三四千人， 全赖汉奸为耳目伙党。”[7] （P220） 既然“汉奸”的危害如此之大， 如何对付“汉奸”就成了清政府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一些地方官员认为， 要严防“汉奸”， 就要严防地处前线的沿海民众。招募水勇就成为解决“汉奸”问题的好方法。在重农抑商的古代中国， 凡不从事农耕者， 往往都被视为不安分之人。鸦片战争时期的一些官员认为：沿海渔民向来以渔业为生， 大多是无赖之徒， 如果不加以约束， 就会被英军的钱财所勾引， 成为趋利附势的“汉奸”。时任礼科掌印给事中的沈锳在奏折中提到：“今各省沿海之地， 渔民蛋户及亡命之辈正复不少， 值此夷氛不靖， 必当使其身有所归。应请命下沿海各督抚等， 饬令所属， 一如团练乡勇之法， 各于所辖之境设法团练， 而浙省则尤当早为收集。非谓藉此即足以资扞御， 要使海边无业之游民不为煽惑， 则该夷之狡计无可施， 而汉奸之党羽亦可以渐散矣。”[5] （P209-210） 因此， 招募水勇成为一举两得的好事。在这些官员看来， 多招募一名水勇， 即少了一名潜在的“汉奸”， “庶多一为我所用之人， 即少一从贼为逆之人矣”[5] （P312） 。

　　鸦片战争时期确实存在一些甘为英军卖力的中国百姓， 这些多是一些贪图利益之人， 或一些作奸犯科之徒， 他们投靠英军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因此有人提出用高额悬赏来策反敌营中的“汉奸”， 劝其立功赎罪， 对杀敌立功者不仅既往不咎， 而且要加恩奖赏， 还要大张旗鼓地贴出布告让英军知道， “倘被该夷知悉， 更足启其猜忌之心， 汉奸在彼寝处不安， 亦必暗生携贰， 一闻赦罪， 或当踊跃图功， 而英夷实失其指臂矣”[7] （P186） 。英军一旦对身边的“汉奸”失去信任， 新去投敌的“汉奸”自然也不会被任用。“夷性贪而多疑， 自定海失守， 彼时特悬赏格， 定民即擒夷人以献， 该夷大惧， 尽逐新附汉奸， 不敢收留， 此用水勇乡勇以离汉奸之要术也。”[7] （P27-28） 因此， 招募水勇， 并鼓励其杀敌领赏又成为一种离间“汉奸”与“英夷”的妙计。

　　通过对清政府招募水勇的表面原因及背后用意的剖析， 我们看到了清政府对水勇这个特殊群体的真正定位， 这种定位反映了清政府既想利用民众， 又心存嫌隙的矛盾心理。

　　三、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对水勇的裁撤

　　鸦片战争时期， 清政府总共招募了多少水勇， 笔者尚未查找到确切的数字， 但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一些省份的水勇数量， 对当时水勇在清军中的比例作出一个大概的判断。以广东省为例，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记载：1840年， 林则徐主政广东时期， “水勇五千”[6] （P18） 。到1842年奕山到达广东时， 所有贵州、四川、江西、湖北四省官兵共有九千八百余名， 水陆壮勇总共达到二万六千余名。[9] （P303） 1840年9月， 浙江省的情形是：“水陆兵不过八千余名， 其中水师仅有三千余名。”[5] （P318另外， 还有福建增援的水勇一千名；到1841年7月， 镇海、定海、乍浦等处水陆海防兵丁“共一万五千余名， ……镇海所雇水勇现共八百十四名”[7] （P596-597） , 定海的数额为五百八十名， 乍浦“水勇一百二十名”[7] （P578） 。由此可以看出， 清政府招募水勇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鸦片战争时期， 沿海各省招募水勇的数量之所以难以统计， 因为在这期间各省招募水勇的数量并不稳定。道光帝根据海防前线官员或真或假的奏折对敌情做出判断， 他误以为边患问题已经解决， 然后多次下旨， 要求沿海各省裁撤兵丁， 以节约海防经费， 被裁撤的对象自然也包括各省招募的水勇。

　　1840年10月英军同意南下谈判后， 道光帝马上下旨地方酌量裁撤水勇， 节省军费。水勇被裁撤后， 很多人都失去了生活来源， 如何安置被裁撤后的水勇就成了一个关乎社会治安的问题。

　　1841年1月， 掌广东道监御史高人鉴上书道光帝， 报告了浙江裁撤水勇后的情形：“闻自撤退之后多在镇海村落乘机抢掠， 骚扰居民。现欲令其归业， 苦于觅食无从， 束以严刑， 又虑生心外向。浙省如此， 他省情形亦概可知。”因此他建议， 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招募水勇。而且从海防建设方面来讲， 一旦战争吃紧， 沿海各省“彼此势难兼顾”， 由于海防兵力单薄， “若征调邻省陆路兵勇， 究恐未能熟悉水性， 难期衡突风涛。”[5] （P730） 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 这种骤然裁撤水勇的做法是不妥的， 因为， 道光年间， 军纪败坏， 士兵骚扰民众的事情时有发生， 更何况是一些被临时召集起来的水勇。因此， 水勇一旦被大量裁撤， 又安排不妥当的话， 使他们失去生活来源， 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海防安全的角度来讲， 依照当时的局势， 骤然裁撤兵勇也是不可取的。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 高人鉴的建议是对的， 英军自天津南下后， 并不是边患的结束， 而还只是边患的开始。

　　1841年2月， 道光帝逐渐对英军的讨价还价失去了耐性， “该夷所求无厌， 日肆猖獗， 若非痛剿示威， 恐贻后患”， 因此谕令钦差大臣琦善“各处紧要口隘， 仍需分兵防守， 毋稍疏虞”。但从内地调遣的士兵往往不习水战， 因此道光帝继续让琦善在广东渔民中“悬赏招募， 示以恩信”[5] （P768） 。

　　到1841年7月， 道光帝在靖逆将军奕山的谎报下， 又一次以为海防危机已经解除， 便再次下旨， 要求地方军队酌量裁撤兵丁。

　　同年， 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奏道：“臣查浙省自军兴以来， 迄今一载， 各兵调而旋撤， 撤而复调， 非止一次。”[7] （P596） 刘韵珂的奏折道出了自英军入侵以来， 道光帝在海防问题上的反复不定。浙江的情形仅仅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 清军在招募水勇与裁撤水勇上的反反复复， 给当时水勇的士气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魏源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海防建设时就指出：“广东初年， 水勇五千， 前后出洋， 烧夷艇、匪艇， 逆夷望风畏窜， 及款议兴， 一朝散遣， 而气一搓。新至诸帅， 误疑粤民尽汉奸， 无一可信， 又不约束客兵骚扰居民， 而气再挫。”[6] （P18）

　　鸦片战争期间， 清政府在水勇方面的反复招募与裁撤， 反映了清政府只把招募水勇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 训练水勇、加强海防与收拢水勇、防其投敌相比， 清政府似乎更加重视后者。

　　四、对水勇问题的认识

　　清廷在清朝军队的衰败严重的情况下招募水勇， 以解决清政府的燃眉之急， 是出于多重方面的考虑。那么， 清军招募的水勇在实战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是否达到了清廷的目的？

　　曾在福建、两广等地任职的徐继畲对募勇一事， 基本上持怀疑态度， 他认为鸦片战争期间“各省招募水勇乡勇， 不下十余万人， 帑金之耗于口粮者， 不下数百万两， 然卒不闻何处得一乡勇之力， 而易聚难散， 沿海地方， 数年来盗贼充斥， 半系乡勇流毒。臣等每论及此， 辄不禁涕泪垂膺， 恨填胸臆”[10] （P164） 。徐继畲对招募水勇的做法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鸦片战争期间， 水勇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 甚至反过来又成为地方治安祸乱的来源。出现如此情形， 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这与清政府的募练措施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政府招募水勇并无长远的规划和成熟的配套机制， 皆为应急之举， 海防吃紧时， 即行招募， 一旦形势缓和， 即行遣散。清政府没有真正认识到水勇的潜力， 更没有想借用水勇来彻底改变水师的萎靡之势。杭州将军齐明保看到“水性日益精熟”的水勇， 曾建议道光“与其作为水勇， 莫若准其入伍， 充补水师弁兵”[5] （P339） 。但这个建议却被道光帝回绝了。由此可知， 水勇的作用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和重视。清政府还将招募水勇与“汉奸”问题联系起来， 以提防的心态来招募水勇， 这决定了水勇在清军中受重视的程度大打折扣， 进而导致水勇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当战争的局势有所缓和之后， 清军骤然将数量庞大、缺乏军纪的水勇裁撤， 缺乏后续安置措施及成熟的遣散机制， 势必造成无业游民的激增， 给地方的治安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 清军的作战对象决定了水勇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极其有限。鸦片战争中， 清军面对的敌人是一支已经近代化的军队。清军与英军在战略战术、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无法相提并论， 中英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一个是日趋没落的封建王朝， 一个是日益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一个是以冷兵器为主的骑兵步旅， 一个是以新式火器为主的近代化军队。英军自海上进攻清军， 但双方的海战基本上是英军的舰炮对清军的岸炮， 清朝水师战船根本无法出海对抗英军战舰。即使清政府招募得力、训练得法， 水勇的血肉之躯也难以抵挡英军的坚船利炮， 更不可能扭转战争的走向， 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已经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清军招募的水勇只能当陆兵使用， 在水上根本无用武之地。

　　水勇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有限作用并不能完全否定清廷招募水勇的做法， 因为这在清廷海防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招募水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对办法。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就积极支持招募水勇的做法。鸦片战争之后， 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 首先否定了当时从各省调兵的做法， “夷攻粤， 则调各省之兵以赴粤；夷攻浙， 则调各省之兵以赴浙；夷攻江苏， 则又调各省之兵以赴江苏。兵至而夷已就抚， 则供客兵者又逆归兵；兵甫旋， 而夷或败盟， 则又调归兵以为战兵。……若本省不皆精锐， 而选调客兵必皆精锐乎？”接着魏源对招募水勇的做法作出了肯定评价：“调客兵不如练土兵， 调水师不如练水勇。”[6] （P1） 当然魏源也承认， 闽粤等地确实存在一些不良渔民勾结“外夷”的情况， 但他认为不能由此全部否定水勇的作用， 魏源反驳说：“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 ……则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 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6] （P16）

　　因此， 要让水勇成为抗敌卫国的勇士， 还是成为骚扰百姓的散兵， 关键在于管理和训练是否得当， “各省之勇民， 原足充各省之精兵；练一省之精兵， 原足扞一省之疆圉。所要者， 止在募练之得法。”[6] （P16）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魏源论断的正确性， 曾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 正是深刻体会到了清军的腐败， 所以才招募湘民， 组建了一支让正规军都自惭形秽的湘军， 湘军的声名远播， 正显示了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当年追随曾国藩的江忠源奏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之时， 曾国藩劝其调兵不如雇勇[11] （P192） 。

　　从鸦片战争时期水勇的招募与裁撤的前因后果， 我们看到了清军水师的腐朽与堕落， 反映了清朝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有效控制和治理。清朝海防设施的修缮和维护、军饷的发放与管理、军队的训练、岗位的驻防和官兵的考核等情况均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失去有效监督和管理的军队， 必然会变得庸、懒、散， 战斗力急剧下降。

　　鸦片战争时期招募水勇增强防卫力量， 不失为一种弥补军队战斗力下降的好方法。但是在当时国家治理机制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 招募水勇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 仓促招募过来的水勇缺乏有效的训练， 清政府也仅仅是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 战争形势一缓和， 又骤然裁撤招募的大量水勇， 缺乏规划性和后续的保障措施， 使得水勇的裁撤无序和混乱， 造成大量无业游民的聚集， 给地方治安带来很大的困扰和威胁， 这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在军队治理方面的低效和混乱。鸦片战争中水勇的招募与裁撤反映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治理机制， 这种低效、失控的治理机制所造成的危害是隐蔽的、致命的。

　　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 清政府运用传统观念来组织和招募水勇， 面对已经近代化的英军来说， 这种措施已经毫无作用。清王朝不会意识到，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来临， 英军的入侵已经将传统的王权社会推向了社会转型的前沿， 处于社会转型前夜的清王朝必须面对世界近代化的潮流， 改变国家的治理机制， 才能应对新时代的战争。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也证明， 在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清政府被动地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如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清政府组织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 购置了洋枪、洋炮， 还聘请了西洋军事顾问， 清军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直到清末编练新军， 清军的机制才实现了真正的转型。然而， 此时已经到了革命的前夜， 清王朝为低效的治理机制和缓慢的转型进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参考文献
　　[1]齐思和。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G].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郑若曾。筹海图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3]卢坤， 邓廷桢。广东海防汇览[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4]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II[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6]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 1998.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III[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8]茅海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 2005.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V[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10]方闻。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G].长沙：岳麓书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