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648年是国际史中举足轻重的一年, 这一年, 三十年战争结束, 欧洲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而对欧洲发生的巨变, 中国全然不知。这个时期, 清朝刚刚建立, 中国仍处于东亚封贡体系的中心地位。接下来的几百年, 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了全球, 列强掀起了一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的狂潮。英国最先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由此拉开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本文试通过梳理鸦片战争前后发生之事, 对中英两国在此过程中的力量及其心态进行剖析。

　　关键词：　鸦片战争; 虎门销烟; 林维喜事件; 《南京条约》;

　　一、战争前的较量

　　基于欧洲特殊的地理格局, 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 欧洲的商业发展显得异常成熟。政治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自新航路发现后, 殖民地的争夺已经遍布东西半球。欧洲各强国在欧洲大陆、海外殖民地都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夺。“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 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脱颖而出。从1400至1770年, 是商业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资本大部分投入商业企业, 商人们组织了股份公司并得到了皇家的特许状, 准予他们在一定的海外领地上享有贸易垄断权和殖民特权。”[1]

　　18世纪的中国, 是清政府文治武功极盛的时代。在学术思想上, 中国也算放了一点光彩。清代最有名的汉学中坚人物戴段二王 (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及其子引之) , 他们的治学方法, 是一种极有科学精神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的科学精神为旧时代“王政”所拘束, 未能进入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 可见中国封建势力之强, 其对知识分子思想的束缚之大。另外, 乾隆在位期间颁布了禁书令, 凡明末清初有关满汉民族消长的书皆为逆书, 一律销毁。在社会生活方面, “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 , 英国派来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归述所见说中国的科学知识远不如他国;招待他的赵大人, 看见他从衣袋里取出小盒自来火擦之而燃大为惊异…乾隆帝虽意气盛旺, 自负心极强, 诸事不欲落人后, 但实际所见不远, 还不及康熙帝通达, 只知道防止汉民族的活动, 不知启导民智。[2]”从马戛尔尼的叙述中, 便可推知当时文教极盛的朝廷已为西方人所轻视了。

　　而另一方面, 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几十年之前, 中国完全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当中, 乾隆帝和嘉庆帝都自称为“统驭万国”[3]和“富有四海”[4]的天朝皇帝, 对外关系也表现出及其不平等的态度。并且有以下三个表现:一、中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国家, 未加入所谓国际社会团体。此时的欧洲经过战争的洗礼, 已经懂得了均势外交, 知道了结盟的重要性, 而中国依旧沉溺于大国梦中无法自拔, 另外, 西方各国虽与中国有历史上相沿的通商传教事实, 但除俄国以外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 , 都不曾与中国签订通商修好条约;二、通商制度不合理。首先是税则不可靠, 中国对于商税的征收向来不如田赋规制严谨, 其中普遍存在税吏的额外苛索。其次是商埠的限制, 清因防范“夷人”不测不愿夷商窜扰到广东以外。最后是公行的专利。且后两点在乾隆年中叶后更甚;三、此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关系以与英最为密切。中英在商贸上居于第一位, 来船多远非他国可比。但是第一自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30年代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每年平均数中国一直处于贸易的出超地位[5], 第二中国与英国、和他国一样同为无约国, 因此英国比任何一国都更希望中国“门户开放”。

　　二、战争中的较量

　　为达到在中国“自由贸易”的目的, 从1790年代到1840年代英国曾与中国有过三次重要交涉。

　　1792年, 英国第一次派遣特使———伯爵马戛尔尼访华。清政府照例以贡使待之, 舟车上树“英吉利朝贡”的大字旗。此时乾隆帝在热河行宫, 即令英使往热河赐见。一切招待还算优渥, 马戛尔尼在热河呈递国书后, 欲与清廷交涉缔约, 条约内容包括:使节驻北京, 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 按照沙俄与中国贸易的成例要求北京设一行进行贸易货买, 可在内河行走给予轻税或免税等等[6], 但清廷军机大臣除寒暄款洽外, 其他话题避而不谈。最后面对马戛尔尼提出的七项通商要求, 乾隆帝给予一一驳回, 马戛尔尼使团以失败告终。

　　1816年, 英第二次派遣特使阿美士德访华。因在礼仪问题上 (跪拜礼仪) 的分歧, 大臣采取了逼迫英使、蒙蔽皇上的手段, 令乾隆帝大怒, 遣走英使。第一次的特使虽未达到缔约目的, 起码受到了优待。这次结果更不堪设想, 清帝说使臣侮视天下共主, 英使则说清廷侮辱英国使节, 除了互增恶意, 一无所得。

　　第三次是1834年关于派遣商务监督的纠纷。其起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英政府派遣律劳卑为主务总督。律劳卑出身于贵族, 英政府之所以选出他来做主务总督, 其目的不仅在监督商人, 且希望他能够觅得一种机会增进中英国交亲善的关系;就职务名义上说仅是一个商务主务总督, 就他所负的责任来说, 实具有公使性质[7]。英政府给律劳卑的训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留驻广州;2.稳重接触中国官宪;3.设法与北京直接通信以作为扩大其贸易之策;4.除遇到特殊事态, 军舰禁入虎门内部等[8]。

　　而这次访问一开始就阻力重重。两广总督卢坤得到律劳卑一行到达澳门后即派行商去传达清政府对外来华人的向例和有关规定, 而此时律劳卑已离开澳门到达广州了。次日, 律劳卑派监督处秘书阿斯迭向总督递交平行款式书信, 这显然是违反了清王朝规定只能通过行商转呈信件、且不准以平行款式书信的向例, 卢坤自然不愿意接受[9]。而后粤督以新来“夷目”不谙成规正式宣布停止与英通商且对英使馆严加防范, 施加检查、胁迫行动。9月5日, 律劳卑下令随之而来的护卫舰两艘驶入虎门, 双方进行炮击, 英舰强航至黄埔。9月8日, 律劳卑发出布告痛诋粤督, 并说现已到了引起战争的程度, 另外盛夸英王不受胁迫。至此, 两国的战机已经很迫切了。

　　此纠纷虽从表面上看是卢坤固执拒不受律之平行书函, 但此是当时君主专制政体和一般士大夫的无知识、不认世界上有与中国同等的民族和国家所致。中国大臣不许与外国人私通信函也是本于所谓的“大夫无私交”的“春秋之义”;另外, 英外相帕麦斯顿的慎重政策也有失当之处。律劳卑离英时要求政府发他一份信任状, 并先行通知北京朝廷或广东当局, 但帕麦斯顿认为不必, 这是巴缺乏东方知识和对自身过于乐观之咎。

　　律劳卑退往澳门后通商恢复, 一时虽告无事, 但问题就像炸药包一样埋在了地下。及义律接任主务监督时英外务大臣已为英商之建议所动, 训令义律:以和平手段维持对中国的商业关系本为政府所希望, 唯此等和平政策, 为居住广东之英商所反对, 即吾意亦觉欲使商务发展, 非可以寻常之手段成就[10]。再加上此时中国禁止鸦片问题渐趋严重, 义律感到, 鸦片问题, 早晚必起冲突, 希望政府派相当兵力东来。

　　英政府于1837年11月命在东印度之舰队司令海军少佐曼特兰率军舰数艘赴中国。训令要旨:1.保护英人利益;2.广东英商对于主务监督主张务必顺从, 英政府已放弃从前的和平主旨, 决议采用非常手段, 打开中国门户。

　　从英国敲门到破门的历史契机是鸦片问题。林则徐在道光时代的大吏中, 是实心任事超出流辈的卓卓者。但他对外的思想知识, 为时代所拘, 其采用方法也有失妥当。他的注意点只在鸦片, 为了禁烟采取一切手段。他命英商将鸦片全部交出, 并采取了强迫手段。

　　在此期间, 义律使全英商将鸦片缴出, 一方面是迫于无奈, 另一方面是坐实中国当局剥夺英人财产生命自由的强暴责任, 以促起英政府的愤怒, 向中国开始武力行动。此时只等军械运到, 便可一战。到7月7日, 林维喜被英国水手驱毙事件成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这次事件, 由英国海上组织水军裁判, 但中国当局不满, 迁延一个多月不得结果, 林则徐沿袭先例采取了断粮做法。英人暗自上岸买食被发现一无所获后, 义律极为愤怒首先开火, 挑起九龙之战, 之后又挑起穿鼻海战, 皆以中国的胜利告终。这两次小规模的战役都是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为抗拒“具结”、“交凶”挑起的, 两次海战的规模很小, 但是穿鼻海战使中英彻底决裂, 两国都相互断绝贸易。

　　另外, 此时的清廷对世界形势毫无了解, 对敌情缺乏认识, 在顺利的情况下盲目乐观, 11月29日, 道光皇帝指责林则徐的区别对待方法, 认为“若屡次抗拒, 仍准通商, 殊属不成事体”[11]。

　　1840年6月底, 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 经福建海面炮轰厦门港, 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一开始, 道光帝对林则徐上奏的朱批, 有“朕不虑卿等孟浪, 但诫卿等不可畏葸”, 但林所治战备, 不过是防制夷人闯入的战备, 并且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防制效能。8月9日, 英军进泊大沽口, 琦善奉命前往与英交涉使其退兵。而之后的谈判, 皆因中方态度强硬而终止。英军进行又一轮的攻占。英国整场战争中都占据有利地位。而后, 在关键的虎门战役中, 清廷亦战败, 关天培以身殉职。接着是上海, 镇江陷落。

　　三、战争后的较量

　　最终中英达成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后来英国人批评说, 在欧洲的政治外交家, 对于一种条约的字句命题迟回审慎, 但当时的《南京条约》, 定议于俄顷之间, 不曾费中国当局片刻的注意审慎[12]。因为他们全被这种惶恐不安的心理所牵制, 他们视线所集中的唯一重点就是如何使英军退回去, 这是很实在的想法。

　　鸦片战争, 看似因禁烟问题而起, 实则是中西各方面的冲突所致。冲突表现在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对经济生活的观念、对法律的观念不同的方面。但经过这次战争后, 这些导致冲突的问题依然存在, 当时的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之宗, 不承认西洋夷人有什么先进的文化。也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就是文化的威力。这次的屈辱只是意外, 是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事象。而西方的人士, 则把所谓东方文明古国看透, 认为他们与非洲黑人南洋土人相去不远。而远东的文化, 也只不过是不值一文的虚名, 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进展, 中国再也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了。并且至此以后, 中国遭受到了更大的历史耻辱。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上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35.
　　[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5-6.
　　[3]梁廷枬.粤海关志 (卷二三) :贡舶 (三) :续修四库全书 (八三五·史部·政书类) :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1.
　　[4]故宫博物院.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卷四) ]:嘉庆二十年 (上谕) [M].北京:故宫博物院, 1932.
　　[5]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15.
　　[6]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1949) (上卷, 第1册) :乾隆致英王的两件敕谕 (1793年9月23日、10月3日)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41-45.
　　[7]沈渭滨.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5.
　　[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1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138.
　　[9]肖致治, 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M].武汉:湖北出版社, 1986:374.
　　[1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26.
　　[11]文庆.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第1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243.
　　[12]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