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建立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对峙时期，成为继汉唐以后第三个强盛的中央集权王朝。同时明代也是我国古建筑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与汉唐两代并列，成为在建筑史上有突出成就的三个朝代之一。明朝建国时多倚重江浙文士，所继承的是南宋以来江浙的文化传统，在建筑上废弃元官式，以南宋以来汉族在江南形成的建筑传统为主体，逐渐形成南京明官式。永乐帝营建北京，以南京明官式为主体的建筑技术北传，并着意吸收北方建筑的部分特点，最终形成北京明官式建筑风格，促进了建筑技术的融合和发展。

　　明代建筑上承宋代法式之传统，下启清式风格之先河，在继承中保持创新，成为其一大特色。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 (1443年 )，处于明中前期，由明英宗宠臣、司礼监掌印大太监王振的家庙改建而成，是当时京城内最着名的禅宗寺院之一。作为官式建筑，其组成元素较好地体现了明代建筑的这一特点。

　　一、建筑构成
　　
　　1、平面布局
　　我国的寺院布局 , 沿袭古印度石窟寺布局形式，最初以塔为佛寺主体，发展到宋代形成“伽蓝七堂”的基本定式。明代前期，佛寺主体多分为前院和主殿院两部分。前院多建钟鼓楼，主殿院在中轴线上建一门两殿，用廊庑围成长方形殿庭。智化寺具有明前期佛寺布局的典型特点，采用廊院式布局形式，分前院和主殿院两部分，严格按照中国礼制思想对称分布，单体建筑沿水平方向展开。寺院坐北朝南，原有东、中、西三路组成，现只存中轴线上的主体，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前部为山门和智化门之间形成的前院，院内东西两侧建钟鼓楼。中部为主殿院，在智化门内中轴线上有前殿智化殿、后殿万佛阁（如来殿）及东西配殿大智殿和转轮藏殿，由廊庑围成纵长矩形殿庭。后部为隔横巷呈东西并列的三所院落，中院有大悲堂、万法堂，东院为方丈院，西院仅余前半，现称后庙。前院相对紧凑，而主殿院宁静开阔，方便佛事活动的开展。

　　在建筑体量和高度上 , 智化寺前半部中轴线上的殿堂 , 由前向后 , 体量逐渐增大，呈坡状层层递升，殿堂越来越高 , 佛像越来越大。视觉的作用自然而然使人产生了心理变化 , 突出了佛的崇高，从而完成由俗入清、渐入佛境的的巧妙过渡。

　　2、柱网设置
　　明代立国之初，为极力标榜其正统地位，“扬宋弃元”，力求恢复大汉文化。《明会典》载：“明代立国，事事皆上仿唐宋。”因此，在建筑上摒弃了元代较为随意的风格，对带有异族色彩的建筑元素较少沿用或加以改造，而将唐宋时期规整严谨的平面柱网向前发展。营造法式中的“随宜加减”的平面形式已较为少见，通常仅在使用功能和礼仪形式需要时才变通柱网形式。

　　首先，智化寺的柱网布置体现了规整严谨、纵横有序的明代整体特点。即使因功能布置需要而采用柱子增减的纵架体系时，仍表现为梁架清晰、柱网规整、结构严谨。如智化殿和万佛阁的金柱、檐柱排列规整。藏殿、大智殿的平面布局则由于佛教礼仪功能上的需要，采用了减柱造形式，省去两根前金柱。

　　其次是楼阁建筑中通柱的使用。万佛阁的下层金柱是用一根通柱穿过楼板向上延伸，成为上层之檐柱。相较而言，比宋代采用的上下层柱子断开、中间加铺作层的做法更简练，而且，通柱式做法增强了楼阁结构的刚性和整体性。

　　3、构件节点
　　（1）平座结构
　　自明初期开始，楼阁中已较少使用叉柱造和缠柱造，而大多采用通柱式。楼阁平座主要依靠承重梁的延伸出挑并辅以丁头 支撑。而在万佛阁中，以立于下檐挑尖梁背的童柱来支撑平座，这是明代中期的新创造。由于童柱不落地，使平座在室内占据的空间很小，因此可以不形成暗层。伸出的平座又因增加了竖向的支点，受力状况更为合理。

　　（2）角梁搭接
　　明代官式建筑中，角梁后尾的搭接方式主要有老仔角梁合抱金檩式和角梁后尾插柱式。这与宋代老角梁两端均架在檐檩和下金檩的交点上的做法比较而言，明代的做法在结构上更为简洁合理。角梁后尾插柱式的做法常用于楼阁式建筑中，如万佛阁下檐角梁的后尾入柱并贯通柱身，伸出的端头刻成卷云头形式，既可以固定角梁防止外脱，又能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3）翼角椽子数目奇偶不一
　　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规定，翼角椽子数目“以成单为率，如逢双数，应改为单”。明代则单双皆有。并未形成定制。智化寺 17 座殿堂中，既有翼角椽数皆为奇数的藏殿、智化殿、天王殿，也有皆为偶数的钟鼓楼、万佛阁，不刻意附会数字的规定，而以均匀分布椽子以使斜椽当与正身椽当基本相等为主要原则，获得翼角椽与正身椽正面疏密均等的外观效果。

　　（4）斗 缩小，结构作用趋弱
　　寺内各殿内外檐所用斗 , 尺寸有所减小，但比清制要大，分三踩单昂、五踩单昂、五踩单翘单昂、五踩重昂 , 七踩单翘重昂及一斗三升等八种。外檐斗 攒数增加，攒挡成为确定建筑面阔的重要模数，但由于斗口制还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各间攒挡在 12 ～ 10 斗口之间，与后来清则例颁行后的做法相比，还未形成整齐划一的规制。内檐的梁与檩的节点，有的沿用宋之旧制，用斗承接，如智化门；有的则使用檩、垫、枋三相联的形式，为清代所继承。在转角铺作中除钟、鼓楼用把臂厢 外 , 各大殿仍用鸳鸯交手 。耍头和昂的形制已很接近清代的蚂蚱头和象鼻昂。

　　另外，在其它构件形制上，如阑额形式 , 各殿均已接近清代的霸王拳。在前檐装修上 , 除智化殿为五抹扇外，万佛阁等建筑均为四抹 扇，明代特征极为明显。

　　4、推山处理
　　推山是向山面推出屋脊和檩条的做法。推山后的正脊加长，戗脊的顶端向两侧移动，使戗脊形成柔和的建筑曲线。最早实例见于唐佛光寺东大殿的脊 推出的做法；宋营造法式中有“两头并出脊 三尺”来加长正脊的规定，但使用并不普遍；明代推山做法日益增多,并发展成熟 , 至清代成为固定做法。明代庑殿顶推山的方式和效果与清制已相当接近。如万佛阁，作为七檩大木的庑殿顶建筑，进深向的金步宽 1.280m，脊步宽1.112m，与清《营造算例》的记载相当，显示了明清在推山上的嬗递关系。万佛阁的实例说明，清代推山的普遍应用实际是从明中叶起完成过渡的。

　　5、黑色琉璃瓦件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模式，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及建筑活动。建筑中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礼制在建筑上的反映。在古代建筑中，色彩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周礼·考工记》已将传统的青、赤、黄、白、黑五色与五行、五方、四灵相配，列出不同等级。黄居于中央，最为尊贵，黑色象征北方，等级最低。从大量的明代建筑琉璃构件调查来看，设色以黄、红等级最高，青、绿色次之，黑色最低，与周礼相合。

　　除智化寺外，目前已知明代建筑中使用黑色琉璃瓦的建筑实例有建于天顺六年的山西介休广济寺天王殿、正统年间的山西柳林县香岩寺等极少数建筑。智化寺院使用黑色琉璃瓦件还与佛经有关。在设色方面，以色喻智、以色显法是佛教的基本范畴，一切说法、一切施用，皆沿此本此。《大日经疏六》有青、黄、赤、白、黑等五种色之说，其中“降伏为黑”。黑为慧之色，亦为风大之色，做坛时最外次布黑色。释迦成道时，以风降伏恶魔。此意正与“智化”相对，上以“风”降伏恶魔，下以“智”度化众生，蕴含相辅教化之意。另据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颁行的《礼仪定式·官员房舍》载：“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九架造。……家庙三间五架，俱用黑板瓦盖。”

　　王振时任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虽只有四品官衔，无公侯之爵，然司礼监居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首席，“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况且王振深得英宗宠幸，修建家庙时屋顶使用的也是黑瓦，与佛教用意相符。作为痴迷佛教的王振深知佛理之意，故改为佛寺后沿之续用。

　　二、艺术特色
　　
　　1、雕刻精湛的藻井
　　藻井是我国古代建筑室内装修艺术构造形式，属宋《营造法式》记载的小木作类，常置于宫殿、庙宇、佛堂等较为重要的建筑室内中心位置上方，形如井状，早在汉代建筑和佛教石窟中已有出现。据汉《风俗通义》记载：“殿堂宫室，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史记·天官书》：“东井为水事。”

　　东井即井宿，为二十八宿之一，该宿八颗星的形状犹如一口水井。古人认为井宿主水，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莲等藻类水生植物，能借以压伏火魔作祟。

　　智化寺内共有三处藻井，分别位于藏殿、智化殿和万佛阁中，尤以万佛阁的贴金楠木藻井最为精美。藻井采用宋式斗八藻井结构，自上而下分别为斗八层、八角井层和方井层，共计三层。上层斗八层井为八瓣形，顶部中央有一条向下俯视的团龙；中层井口为八角形，斜板（压厦板）内侧四周分别雕刻八条行龙，与居中的团龙一起构成九龙图案；下层井口为正方形，每斗之间刻有法轮、宝瓶、海螺、宝伞、双鱼、宝花、吉祥结、万胜幢等佛八宝吉祥图。每层井口内均有卷云莲瓣浮雕。藻井造型独特，雕工精致有力，形象逼真，不仅是明代中早期中难得的木雕精品，即使与国内现存的木质藻井相较亦属上乘之作。甚为可惜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智化寺为生计所迫，住持普远听信古玩商的蛊惑，几经辗转将万佛阁和智化殿中的藻井变卖给美国人，现分别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

　　2、清新明净的壁画
　　壁画位于智化殿三世佛龛后的抱厦中，宽 4.67m，高3m，内容为“地藏菩萨变相图”。据宋《高僧传》记载，作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地藏菩萨为新罗国（即朝鲜）王族，姓金名乔觉，后出家，法名地藏，唐肃宗至德年间，曾在安徽九华山苦修，受到当地闵长者的供养。在诸菩萨中，地藏菩萨以“大愿”着称，其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千百年来被佛教信众广为传颂。

　　壁画采用对称式构图，画面有 13 个人物。正中央是地藏菩萨，左右分别为闵长者、道明和尚，两侧为辅助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的冥府十王。居中的地藏菩萨，面颊丰满，慈祥庄严，半跏趺坐在狮背莲台之上。右手持锡杖，表示戒修精严，爱护众生；左手持如意宝珠，表示满足众生之愿。整幅壁画构图严谨，笔法细腻，技巧纯熟。尤其是地藏菩萨，服装飘逸，肌肤柔美，神情端庄秀丽、和蔼可亲，给人以出世超凡、清新明净的艺术感染力，是北京地区保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壁画精品之作。

　　3、别具匠心的转轮藏
　　智化寺的转轮藏是北京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转轮藏。转轮藏位于智化寺主殿院的藏殿，为八角形，高 4m 余，下设须弥石座，中部主体部分为木制八角形的经柜，上为毗卢帽顶。石座转角处雕有“天龙八部”，经柜角往上雕有象、狮、四不像和菩萨、天王、韦驮与金刚，顶部则雕有金翅鸟、龙、龙女和毗卢遮那佛。

　　每个藏经抽匣的正面都浮雕一尊佛像，佛座为双层莲花座，莲瓣肥硕外凸，具有典型的明式佛教造像风格。

　　转轮藏因佛教传播而设。佛教的核心是“三宝”，是指佛宝、法宝和僧宝，其中“法宝”指的是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及八万四千法门，因历来极受尊崇，而于寺院中专设藏经之所。其用处有二：一是供寺内僧人阅览经文。其二是以经教的神性对世俗社会及寺僧们的信仰产生影响。故藏经是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内容，其藏经之器称作“经藏”，即供存放经卷之书橱。

　　中国于南北朝时，已有经藏之造立，后发展成为壁藏和转轮藏两种形式。壁藏为固定式，沿墙壁立柜藏经，是经藏最基本的形式。转轮藏为回转式，居殿中而设，经橱可绕中轴回转，回转过程中只需读经文的首、中、末数行即翻转至下一页，相当于诵读大、小藏经，是经藏特殊的演变形式。

　　转轮经藏始创者为南朝梁代的善慧大士。善慧大士(497-569 年 )，原名傅翕，字玄风，号善慧，与宝志共称梁代二大士。《佛祖统纪》云:“梁傅大士，憨世人多故，不暇诵经及不识字，乃于双林道场，创转轮藏以奉经卷。其誓有曰 : 有三登吾藏门者，生生不失人身，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则与读诵一大藏经正等无异。”

　　又据明《神僧传》卷四载：“初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从劝世人有发于菩提心者，能推轮藏，是人即与持诵诸经功德无异。”

　　由此可见，傅翕创转轮藏之初衷并非出于取经之便，而是为不识文字的下层黎庶和未及遍阅经文的信众开方便之门，令信心者推之一匝，达到与看读同功的目的。作为一种传教法器，具有藏经与传教的双重功能。

　　这一性质和特色，在其后转轮藏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得到强化和突出。至宋代，转轮藏已成为寺院的重要组成分。宋《营造法式》即已论及壁藏与转轮藏这两种形式。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及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转轮藏，即属典型实例。

　　智化寺转轮藏的设计体现了藏经与传教这一内涵。

　　在经柜的每一面上都有 45 个长方形抽屉，共计 360 个，与一年的天数基本相当。当信众围绕转轮藏一圈后，就表示已将一年所要诵读的经文完成，以实现信众心中早日成佛的愿望。另外，360 个藏经柜是按照千字文的顺序排列的，更适合汉传佛教信众的习惯。

　　4、底蕴深厚的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简称佛乐，又名梵音、梵呗，是指佛教用以阐明佛理、弘扬佛法的佛事音乐和世人创作的歌颂佛教的音乐。佛乐是将佛理与音律相结合的一种音乐形式，以此为载体将佛的教化广为宣扬。佛乐通常庄严清净，蕴涵慈悲之情，使人起欢喜之心、动善意之念。

　　佛教音乐起源于印度吠陀时期，是佛陀借鉴古印度记述梨俱吠陀的歌咏方法改制而成，旨在辅助弘扬佛法，后于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在东渐过程中糅合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和西域民族乐声。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各宗派的繁荣，佛教音乐达到了鼎盛阶段。

　　智化寺佛教音乐又称智化寺京音乐，其蓝本为宫廷音乐。寺院竣工后，王振把象征皇帝特权的宫廷音乐移入智化寺，并组成演奏队伍，封闭研习演练。艺僧们经过不断努力，把宫廷音乐和佛事乐曲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智化寺佛教音乐。

　　其记谱方式采用中国传统的工尺谱，保留了唐、宋时期记谱法的许多特点。其艺术传承采用“口授心传”的方式，保持严格规范的训练方式，至今已历 500 多年。

　　期间，智化寺虽屡经劫难，但京音乐却代代相传，从未间断，是我国现存古乐中按代传袭至今保存最好的乐种之一。

　　智化寺京音乐融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于一体，庄重大气、古朴典雅，忠实地保留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原貌，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珍宝”，与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和福建南音 , 并称 “中国五大古乐”。 2006 年 5 月，智化寺京音乐被批准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结语
　　
　　在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以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经过历代创造和发展，日臻完善。明代作为我国古建筑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阶段，既崇尚古法又有所创新。其建筑在布局形制、构造方式、技术工艺和建筑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其变化和发展乃至风格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首先，在明政权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历史上宦官干政的教训，下令“禁中官预政”。但自永乐后，宦官干预朝政之风渐起，后专权日甚。明正统七年（1442年 )，少帝英宗即位，朝政为宦官王振掌控。据《明史》载：“王振，蔚州（明属大同府，今河北蔚县）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后“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进入朝廷政治核心，权倾朝野。

　　由于王振笃信佛教，理政期间曾大度僧道，发卖度牒，并大兴土木修宅建寺。明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

　　黄云眉《明史考证》云：“智化寺即振旧宅”。由于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庇护作支撑，建成后的智化寺“壮丽甲京城”。寺院建筑形制中的庑殿顶、藻井中的九龙木雕及彩画中的贴金工艺等已有明显的僭越之嫌，可见明代中期由于君权弱化而带来的建筑礼制的破坏。

　　其次，智化寺建筑结构已趋向简化，并向程式化方向发展。柱网变化减少，平面布局相对固定。在梁、檩和随檩构件节点及翼角处理上不再刻意追求灵活多变，更加注重简洁实用。作为唐宋时期建筑中重要组成的斗层，其结构性作用已大为减弱，而逐渐成为兼以出跳数和攒数表示建筑等级的装饰性垫层。与前代相比，斗 尺寸缩小，攒数增加，虽然还未形成清代统一的攒挡布局，但程式化的列 风格已日益凸显。另外，构件装饰已趋于繁琐堆砌，如藻井、须弥座和转轮藏的雕饰丛密，不厌其烦，极尽装饰之能事。结合柱侧脚的减小和使用范围的压缩以及翼角椽子列排数目的处理，可以看出明代更加重视建筑和构件的外观效果。

　　再次，寺院出现的诸多藏传佛教的装饰元素和题材，表现出明代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影响。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为僧，不仅对佛教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而且深知佛教“阴翊王度”的作用，立国后对佛教加以提倡和保护，而元代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促使其对佛教有所提防。因此，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明初的佛教政策以整顿和限制为主，以保护和提倡为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佛教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太祖和成祖两代的强势统治，明朝统治阶层已形成比较成熟的佛教认知和政策原则，成祖以后的各代皇帝基本接受明初确立的认识理念和政策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王权至上的社会形态中，帝王的好恶对佛教的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成祖和明中期前后的皇帝特别崇信藏传佛教，有力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区域的传播。由于明英宗对藏传和汉传佛教兼信有加，因此，地处北京的智化寺中出现的佛八宝、金翅鸟、藏密真言、龙女等一系列藏传佛教的题材，显示出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影响已相当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