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真正死因探析
点击量:发布时间:2019-01-03 14:17
本文认为,在孙中山逝世后的4年内,由于不明原因而相继死去的还有廖仲恺、张作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重要人物之死其实都与苏联的“喘息”政策有关,孙中山之死显然难言孤立和偶然。大家在相关论文写作时,可以参考这篇题目为“孙中山的真正死因探析”的近代史纲要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孙中山之死的疑问
摘要:孙中山逝世已经九十年,但对孙中山的死因依然难有定论。本文认为,在孙中山逝世后的4年内,由于不明原因而相继死去的还有廖仲恺、张作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重要人物之死其实都与苏联的“喘息”政策有关,孙中山之死显然难言孤立和偶然。
关键词:孙中山;蒋介石;斯大林;鲍罗廷
孙中山逝世已九十年,但对其死因至今依然难以解释。
一、鲍罗廷建议孙中山“销声匿迹”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对孙中山做出了全面评估,其要点有三:
其一,对美、英、日的幻想。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时“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孙博士曾经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人认为用不着怀疑的唯一国家,因此,她也就是拟议中的能够斡旋仲裁的唯一国家”.“一月十三日,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一星期,在一次和美国记者的会晤中,孙博士又提到了这个建议。”“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1]因此,鲍罗廷在报告中特地提到1924年1月23日于会议期间与孙中山的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2]鲍罗廷同时又认为:“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3]
其二,支持日、俄、德同盟。鲍罗廷认为:“美国人对孙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与日本人调情。”“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为他同美国人调情。”“其实孙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国和德国组成同盟。”[4]
其三,喂不饱的“老狼”.“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5]
鲍罗廷来到中国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牵制日本的力量。他要报告斯大林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孙中山决不可能成为苏联的在华代理人;建议“他销声匿迹”.看来孙中山的厄运在国民党一大后就开始悄悄降临,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也就顺理成章。
二、孙中山的警觉
孙中山违心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虽然不可能说出其中的内情,但有所警觉还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孙中山当军校总理。“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孙中山自己兼任军校总理,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机构,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6]孙中山这一别出心裁又针锋相对的措施对蒋介石实行双重牵制:“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7]孙中山经过一星期考虑最后做出旨在架空蒋介石的决定恐怕是出乎斯大林的预料。如果照此下去,黄埔军校实际上依然由孙中山掌控,苏联援助蒋介石的渠道亦被截断。
其二,任命廖仲恺为总政委。“先生北上前曾一度下令委廖为各军总党代表,但廖尚未就职而中山先生邃尔逝世。”[8]孙中山显然心有不安而要大力提升廖仲恺在军队中的地位以防万一。
其三,执意“中日提携”.苏联的“喘息”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扶助国民党执政以牵制日本;对日妥协以怂恿其侵华。其目的是制造中日冲突。因此,斯大林决不允许孙中山对日友好。但孙中山却坚持“中日提携”.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派李烈钧访日。“在李出发前的一星期里,孙中山曾8次召见他进行了共约24小时的长谈,详细商定李的赴日活动计划。”“李烈钧抵日本后,曾多次表明此行目的: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提携。”[9]随后孙中山执意利用北上机会前往日本不遗余力地宣扬“中日提携”.孙中山“有必要借重日本的帮助。他甚至需要一种对苏联影响抗衡的砝码”.[10]
如果说张作霖后来是因为离间苏日关系而丧命,那么孙中山又岂能热衷于“中日提携”而幸免,更不用说意图借助日本以抗衡苏联。
三、孙中山的死亡预见
在相关孙中山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孙中山对自己面临死亡的精准预言。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前夕于广州乘船抵沪。“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方面以军校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送总理。”[11]孙中山随后与蒋介石有一次谈话:“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答: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12]孙中山明显是在表示,今有蒋介石,余“则可以死”.
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13]《传记文学》也有记载:“总理北上经过上海的时候,曾对上海的同志们说:’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14]
孙中山在短时间内几次三番地预言死亡,竟然还不幸而言中,事先必定已有所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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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孙中山之死的疑问
摘要:孙中山逝世已经九十年,但对孙中山的死因依然难有定论。本文认为,在孙中山逝世后的4年内,由于不明原因而相继死去的还有廖仲恺、张作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重要人物之死其实都与苏联的“喘息”政策有关,孙中山之死显然难言孤立和偶然。
关键词:孙中山;蒋介石;斯大林;鲍罗廷
孙中山逝世已九十年,但对其死因至今依然难以解释。
一、鲍罗廷建议孙中山“销声匿迹”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长篇秘密报告中对孙中山做出了全面评估,其要点有三:
其一,对美、英、日的幻想。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时“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孙博士曾经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人认为用不着怀疑的唯一国家,因此,她也就是拟议中的能够斡旋仲裁的唯一国家”.“一月十三日,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一星期,在一次和美国记者的会晤中,孙博士又提到了这个建议。”“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1]因此,鲍罗廷在报告中特地提到1924年1月23日于会议期间与孙中山的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2]鲍罗廷同时又认为:“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3]
其二,支持日、俄、德同盟。鲍罗廷认为:“美国人对孙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与日本人调情。”“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为他同美国人调情。”“其实孙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国和德国组成同盟。”[4]
其三,喂不饱的“老狼”.“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5]
鲍罗廷来到中国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牵制日本的力量。他要报告斯大林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孙中山决不可能成为苏联的在华代理人;建议“他销声匿迹”.看来孙中山的厄运在国民党一大后就开始悄悄降临,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也就顺理成章。
二、孙中山的警觉
孙中山违心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虽然不可能说出其中的内情,但有所警觉还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孙中山当军校总理。“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孙中山自己兼任军校总理,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机构,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6]孙中山这一别出心裁又针锋相对的措施对蒋介石实行双重牵制:“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7]孙中山经过一星期考虑最后做出旨在架空蒋介石的决定恐怕是出乎斯大林的预料。如果照此下去,黄埔军校实际上依然由孙中山掌控,苏联援助蒋介石的渠道亦被截断。
其二,任命廖仲恺为总政委。“先生北上前曾一度下令委廖为各军总党代表,但廖尚未就职而中山先生邃尔逝世。”[8]孙中山显然心有不安而要大力提升廖仲恺在军队中的地位以防万一。
其三,执意“中日提携”.苏联的“喘息”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扶助国民党执政以牵制日本;对日妥协以怂恿其侵华。其目的是制造中日冲突。因此,斯大林决不允许孙中山对日友好。但孙中山却坚持“中日提携”.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派李烈钧访日。“在李出发前的一星期里,孙中山曾8次召见他进行了共约24小时的长谈,详细商定李的赴日活动计划。”“李烈钧抵日本后,曾多次表明此行目的: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提携。”[9]随后孙中山执意利用北上机会前往日本不遗余力地宣扬“中日提携”.孙中山“有必要借重日本的帮助。他甚至需要一种对苏联影响抗衡的砝码”.[10]
如果说张作霖后来是因为离间苏日关系而丧命,那么孙中山又岂能热衷于“中日提携”而幸免,更不用说意图借助日本以抗衡苏联。
三、孙中山的死亡预见
在相关孙中山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孙中山对自己面临死亡的精准预言。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前夕于广州乘船抵沪。“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方面以军校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送总理。”[11]孙中山随后与蒋介石有一次谈话:“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答: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12]孙中山明显是在表示,今有蒋介石,余“则可以死”.
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13]《传记文学》也有记载:“总理北上经过上海的时候,曾对上海的同志们说:’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14]
孙中山在短时间内几次三番地预言死亡,竟然还不幸而言中,事先必定已有所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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