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民主派别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各民主派别无论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大多既打出反蒋的旗号，也对中共采取批评的态度。“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任务和要求。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使得主张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人士从国民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并且这些分化出来的民主派别不约而同地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其在对待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上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1936 年 6 月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初步联合。他们批评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孤注一掷”,主张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下实现国内各党派和各阶层的合作。而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第三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并在其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和第三党都发表宣言，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是国内各党派都要“重其相同，轻其相异”,建立反日阵线，举国一致进行抗战。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深化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称谓前后曾有一些变化。从 1928 年至1935 年称为“中间党派”,而到了 1935 年至 1945 年称为“抗日党派”、“反蒋党派”等。

　　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使用“民主党派”这一称呼。称呼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我党对民主党派认识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民主党派政治功能的肯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盲目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对待民主派别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下层”实行联合，完全排斥与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可能存在的联合，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害。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有革命的可能，不能无视民主党派的作用，而采取“左”的关门主义错误，那样只能削弱自己及民主力量。所以要采取与民主党派相联合的措施，建立统一战线。我党在厘清了对中间阶级阶层及阶级属性的偏差认识和对党内关门主义政策的批判之后，为制定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农村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可能而且必须联合其他阶级的势力，否则“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

　　而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旗帜鲜明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表现出较高的抗日积极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开始转变立场拥护抗日，甚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政治立场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对此，毛泽东亦指出：“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2]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3]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善于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争取最后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深入合作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党派的具体政策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势力派和开明绅士参加到民主抗日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相应地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经济工作中，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实行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政策。为了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还做出了争取知识分子的决定，大量争取、吸收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工作。而在政权建设上，为团结全国各界人士，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抗战，也为了克服局部地方排斥党外人士，不善于同其他进步抗日阶级和阶层合作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共中央于 1940 年 3 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4]

　　以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政权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参加政权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尊重信任，真诚相待，才逐步形成了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好传统，有力地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为全国树立了政权民主化的楷模。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主要阵地是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讲坛同民主党派默契配合，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改善县区政治机构与保甲法案”,指出保甲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必须从速精简县以下机构，实行乡保长民选”;救国会沈钧儒等提出从速实行下级自治提案；职教社黄炎培则呼吁抛弃前嫌，各党派要团结御侮。由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这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提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提出“在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我国的一切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更加紧密精诚团结，为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而亲密友爱、共同奋斗”.[5]【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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