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不仅跨国企业，而且连地方自治体的国际交流和市民运动网络都采取了超越国界的非政府（NGO）的组织方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控制范围，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限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有时甚至无能为力。相对于正式制度和国家权力体系，网络更多属非正式制度形式，属社会空间，相对独立于国家空间，因而主权与国境对于网络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网络空间往往也以越境和跨国为基本特征。然而，主权国家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基础与常态，因而网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不过，部分学者在网络研究中常将国家等制度性要素相对化，忽略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外在环境对网络的制约，而过于突出或夸大网络的地位与作用。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的基础，忽略国家的制约显然无助于更好地理解跨国网络本身，也将阻碍有关跨国网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本文将选取近代时期侨批网络①[1]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的三个个案进行分析，并以此详细探讨近代跨国网络与国家的关系，力图“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期冀对弥补以往研究中过于突出网络地位与作用的缺陷以及重新平衡国家的作用有所裨益。
　　
　　一、1926年废除侨批总包制度事件

　　总包制度是晚清邮政总局兴办近代邮政制度减少阻力而对当时民信局与侨批业的优惠措施，邮件按总包重量收取较为低廉邮资，而不是按国际惯例计件计费。由于新加坡处于东南亚侨批网络的中心，因而北洋政府先后于1914年、1923年、1926年三次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取缔侨批总包制度。

　　1914年，当时中国邮政总局刚加入国际邮政联盟，趁机提出取缔总包优待办法，因新加坡华人反对并积极向北洋政府交涉而放弃。

　　1923年，新加坡邮局再次提出取缔总包制。为了与北洋及新加坡两地政府交涉，新加坡华侨成立了“新加坡华侨保留民信局大会”,并推林义顺为主席，①[2]由其代表新马华侨和批信局与英殖民地邮政局和中华邮政总局交涉，[3]最后新加坡与北洋政府均同意保留总包制度。[4]

　　与这两次相比，1926年新加坡侨民反对取缔总包制的规模更大，也更明晰地呈现侨批网络在其中的作用。

　　实际上，北洋政府时期制定实施了很多保护华侨利益的政策措施，如1914年颁布《奖励华侨条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制订颁发保护华侨利益的法令，还开创性地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的侨务管理机关---国务院侨务局，从事制订保护与奖励华侨的条例与规则，劝导侨商回国投资及进行侨务调查等。另外，北京农商部、外交部和福建、广东等省均曾制订、颁布与实施一些保护归侨和奖励华侨的办法与举措。[5]不过，由于频繁的政治内斗与政府更替，很多措施并未贯彻实施。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驱逐皖系段祺瑞政府，并于6月联合组成了直、奉势力控制的北京政府，实为奉系控制。次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矛头直指北京政府。

　　既为限制及取缔批信局、实现国内邮权统一奠定基础，也为扰乱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海外华侨多支持革命，倾向广州国民政府），北洋政府请求英国新加坡政府取缔侨批总包制度。由于英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于是新加坡邮政局1926年10月发出通告，自1927年1月1日起废除总包制度，侨批信件须纳足邮资，逐封邮寄。总包制废除将沉重打击侨批业界，增加华侨的经济负担，影响侨民和侨眷的生活，对海外华侨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而遭致海外侨批业的广泛反对。

　　虽然当时侨批业已很发达，侨批网络已渐趋成熟，但此时新加坡还未成立专门的侨批业行业组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侨各行商务局的总枢纽，依照一向的习惯，总商会是侨团的最高机关。[6]因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为直接代表侨批业界与政府及相关各界交涉的主要机构，侨批业者与政府的交涉主要透过中华总商会进行。不过，不少侨批业者均名列中华总商会董事会成员，如副会长李伟南、会董陈秋槎和郑则仕[7]等均主营或兼营侨批业。②[8]他们从业于侨批业，又名列中华总商会，对推动中华总商会参与解决总包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视。

　　废除总包制度的消息公布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公举批信局代表六人向邮政总办磋商，求限三个月，但未承照准。由于此事影响甚大，中华总商会向属下会员及社会各界散发特别传单，介绍取缔事件的来龙去脉，因而“用特函请总商会定期召集各商团，征集众意，磋商办法等情”.总商会认为“此事关系侨胞之寄回祖国银信者至为重大”,决定“敬请各商团举派代表一二人，会同各信局代表与本会董共同讨论妥善办法”.[9]1926年11月，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会长林义顺任会议主席，与会各代表一致决议，马上电函呈请北京交通部、农商部、侨务院转电闽粤邮政局及新加坡邮政收回成议，同时拟具请愿书，请新加坡辅政司、华民政务司、邮政局准予展期至1927年4月1日始实行，以磋商两全办法。[10]

　　除以电函向北洋政府相关部门陈情外，中华总商会还派代表李受仁到北京接洽。与此同时，副会长李伟南还函托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潮人代表吴贯因向北京政府陈情，吴贯因于是协同北京潮州会馆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王文治先生向北京政府据理力争。[11]

　　到1927年3月，原定废止总包办法的实施期限将届，由于尚未得到交通部复函，为万全计，中华总商会再次向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请求协助，总领事对华侨行为也深表同情，便将此事上呈外交部转咨交通部。北洋政府驻新加坡副领事在呈报政府公函中指出，交通部认为总包制度“早当废止”,但“庸讵知习惯已深，实积重而难返。愈以为展至十六年四月一日，仍须实行，则是宰割刲剖，不过积缓须臾，夫复何补？”副领事还以自身经历和经验进行详细解释，劝说政府暂缓实行：“鋆生于潮州，居于南岛，于侨界之行情，侨界之生活，知之较稔，万不敢自外生成，隐而不发，惟有恳求钧部，迅咨商交通部，俯赐矜至，在在以恤商艰，察侨情为重”;“苟操之太急，诚如总商会呈文中所言，一旦群情愤激，势不可遏，设更有遇事生风之徒，以为造端，自我以为口实，从中煽惑，涓涓不塞，将成江河，驯至柔软之经，在彼而不在此，铤而走险，情何以堪？”[12]

　　由于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压力和北洋政府内部反对，以及由于北伐军的快速推进，北洋政府疲于应付国内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最后只得收回原议，照旧制办理。

　　二、1946年自带批信之争

　　1946年7月，邮政总局要求各地邮局严格执行1935年“批信事务管理办法”,重新限制批信局自带批信分发。“凡由总号寄往分号之批信或信函以及由分号寄往总号之回批，均应纳足邮资交邮局寄递，批信局不得派人私自带送”;“至于进口批信应于到达总号所在地之邮局时当面开拆加盖邮戳，而由总号发往分号之批信总包于到达分号所在地之邮局时再由当地重行逐一盖戳，作为确系交邮寄递之凭证，如有遗漏情事，各信局人员应要求邮局补盖邮戳俾完手续。凡未经邮局盖戳之批信或回批，无论贴足邮票与否，均不得私行递送或投递，一经缉获，概按走私论罚，不稍宽贷”;“希将来去批信回批一律交邮寄递，并转知所有分号查照办理，以维法令”.[13]【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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