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而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联,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首先要从追溯中国历史上与这个概念相联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一“西域”的含义及范围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
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余太山先生认为:“这一关于西域的定义可能形成于西汉开展西域经营之前,亦即上述地区被匈奴统治时期。据《汉书·匈奴传上》,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冒顿单于遗汉书中提到匈奴征服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这二十六国显然是三十六国之误。也就是说,由于冒顿发动的战争,三十六国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正是这一范围,被匈奴称为西域.”①余氏这一看法,与我上述对《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匈奴西域”一词解析相一致。即西域最早是指匈奴统治的区域,但西域之名是否为匈奴所命名,还是汉人之称呼,仍有待考证,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域,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大,该传述及当时的中西交通:“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焉。”这就是当时西域的范围。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② .《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远超《汉书·西域传》。“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
①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似无大改,具体情形为:“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而西域通中亚、印度、地中海诸国的交通情形:“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②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联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着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其中《旧唐书·西戎传》中“拂菻”一条记“大秦”之事曰:“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③《新唐书·西域传》记“拂菻”一条曰:“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④显然,随着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与西域相联的一个名称是“西天”.印度古称“天竺”,古代中国通称印度为“西天”.其名可能出自有二:一是唐代佛教信徒玄奘前往“天竺”取经,俗称“西天取经”,这是就地理上而言,意指比西域更为遥远的西方。二是在佛教用语中,“西天”意为极乐净土、极乐世界。唐代皇甫曾《锡杖歌送明楚上人归佛川》诗曰:“上人远自西天至,头陀行遍南朝寺。”宋代晁冲之《以承宴墨赠僧法一》诗中有“王侯旧物人今得,更写西天贝叶书”之语。可见,唐宋时期“西天”一词已经流行。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层檀”“龟兹”“沙州”“拂菻”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甚至《外国传》,只是在卷十六《志第十二·地理志三》有“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涉及原辖西域之地区的介绍,这可能是元朝所辖之区域空前之广大,所谓“西域”和“外国”大多在其控制或相关汗国的统治区域内。《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九至卷三百三十二设《西域传》,其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了。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二“西洋”的最初含义及范围
“西洋”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联,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实为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
“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据刘迎胜先生考证,《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蒲有良至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这里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海域⑤.开封为宋代犹太人居住集中之地,开封犹太寺院中曾存四通碑文,其中《重建清真寺记》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文称:“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
①此处“进贡西洋布于宋”一语说明宋代已使用“西洋”一词。元代刘敏中所着《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提到不阿里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此处“西洋”意指印度东南海岸的马八尔国。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十余处使用“西洋”一词,如“西洋丝布”“出于西洋之第三港”“后西洋人”“舶往西洋”“舶往西洋者”“用西洋丝布”“舶往西洋”“国居西洋之后”“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界西洋之中峰”“西洋亦有路通”等②,足见元代“西洋”一词流布之广。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述及真腊国“服饰”时,称“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③.周致中的《异域志》在“虎六母思”“西洋国”“黑暗国”条下三次提到“西洋国”或“西洋”④.
万明女士对“西洋”一词在元、明两代的演变作了梳理。她认为:“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是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她将明代“西洋”一词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出现有“西洋琐里”的国名。《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1402年)有“西洋剌泥回回哈只马哈没奇剌泥等来朝,贡方物”.随着郑和下西洋,马欢述“往西洋诸番”,费信“历览西洋诸番之国”,而巩珍所着书名《西洋番国志》则将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斯国、天方国,均列入西洋诸番国,从而扩展了“西洋”的范围⑤.纪录郑和下西洋的着作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1520年)。其中《西洋番国志》所载西洋二十番国为: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剌加、哑噜、苏门答剌、那孤儿、黎代、南浡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溜山、祖法儿、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天方⑥.《西洋朝贡典录》对《西洋番国志》的错误有所修正,所载西洋诸国增至二十三个:占城、真腊、爪哇、三佛齐、满剌加、浡泥、苏禄、彭亨、琉球、暹罗、阿鲁、苏门答腊、南浡里、溜山、锡兰山、榜葛剌、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⑦.这可以说是欧人来华前中国人的“西洋”范围。张燮所着《东西洋考》(1617年刻印)所载“西洋列国”只有交耻、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范围较《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所述略小。“西洋”一词广泛运用于明代社会,出现了广、狭两义。狭义包括郑和所到的今天的东南亚、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广义“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有了引伸海外诸国、外国之义”⑧.也有学者根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的“西洋针路”“东洋针路”之说,提出西洋与东洋最初并非地理之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经各处为西洋⑨.此说可备一说。【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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