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日本有关日中战争史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为纪念日本战败60周年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日中美三方学者关于日中战争史的国际共同研究；其二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及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等校际研究会所展开的共同研究；其三是学者关于日中战争史的自主研究。这一归类大致可以反映出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本文将分别予以介绍，以此展示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动向。

　　一

　　首先要提到的多卷本着作，是《岩波讲座 亚洲·太平洋战争》（共8卷，编辑委员：仓沢爱子、杉原达、成田龙一、Tessa Morris-Suzuki、油井大三郎、吉田裕，岩波书店2005~2006年版），这是在经历了战败后的60年，日本学界对于1945年夏天结束的太平洋战争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

　　1945年的战败，将日本社会的发展阶段明确划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阶段，这一重大事件也对整个世界及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基于此，岩波书店出版的这套系列讲座丛书，旨在借战争结束60周年之际的纪念性影响，对战争的历程以及战争行为本身做一个重新的考察。从全卷的基本框架来看，没有延续过去使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来命名1945年结束的这场战争，而是使用了“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新概念，力求跳出战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着眼于殖民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同时将考察时段由战时延伸到了战后，力图展示出一幅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新图景。该书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关于“十五年战争”这一认识，具有“单一国别史”及“单线性”的侧面；2.提出了社会性别、族群、战争记忆与叙述等与战争研究有关的一些新概念、新方法；3.关注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去殖民地化这一课题的重要性。

　　这套丛书的第1卷《为什么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包含了战争系谱图（成田龙一）、日本的帝国经历（杉原达）、当下的战争责任论（吉田裕）、日本近代史上的战争与殖民地（荒井章二）、20世纪亚洲的战争（仓沢爱子）、世界战争中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油井大三郎）、讲述暴力的可能性（TessaMorris-Suzuki）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岩崎稔、Steffi Richter）等主要内容。

　　第2卷《战争的政治学》汇集了东京裁判论（野上元）、祭奠与追悼（原田敬一）、帝国日本的“随军慰安制度”论（SOH,Chunghee Sarah）等内容。

　　第3卷《动员·抵抗·翼赞》主要从人性的视角讨论了战斗的士兵·守卫的士兵（河田明久）。第4卷《帝国的战争经历》分别考察了殖民者视野下的台湾（近藤正己）、帝国的劳务动员（内海爱子）、从神户港看强制劳工问题（飞田雄一、安井三吉）、战后“撤离”与“扣留”（成田龙一）、台湾原住民的殖民地化与去殖民地化（傅琪贻）、刘连仁·横井昭一·“中村辉夫”眼中的战争（丸川哲史）和后殖民地式的“重逢”（高媛）等问题。

　　第5卷《战场面面观》集中讨论了战场上的暴力行为，如士兵们的日中战争（山田朗）、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战场与士兵（吉田裕）、中国战线的诸种非正规战（菊池一隆）、南京大屠杀事件（杨大庆）、治安战的思想与技术（笠原十九司）、日军的性暴力及其特征（山下英爱）和从战略性轰炸到原子弹投放（伊香俊哉）等。

　　在第6卷《日常生活中的总体战》中，主要考察了日本民众及中国沦陷区民众在战争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样态。

　　第7卷《统治与暴力》则以中国沦陷区为叙述主体，分析了满洲国的民族与民俗学（杜赞奇）、日中全面战争结束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群体网（笼谷直人）、汪兆铭政权论（刘杰）和内蒙古的“蒙疆”政权论（Li Narangoa）等主题。

　　在第8卷《20世纪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较为宏观性地分析了世界大战与帝国重组关系（木畑洋一）、战争与革命（加藤哲郎）、亚洲·太平洋战争与“一般性”国际机构的形成（半泽朝彦）、战争赔偿与补偿（矢野久）及战后责任与和解探索问题（阿部浩己）。

　　2000年，傅高义（哈佛大学教授）发起由日中两国研究者共同研究日中战争的倡议，并提出了共同讨论的四个视角：

　　1.日中战争中的地方政权；2.军事史；3.社会与文化；4.外交与国际关系。以此倡议为基点，日中美三方组成了共同研究团队，并依次在哈佛大学（2002年）、夏威夷（2004年）、箱根（2006年）和重庆（2009年）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该团队经进一步调整后，于2013年在重庆召开了第5次会议。

　　会议成果已集结成日文、中文以及英文的论文集。日文版论文集《关于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系列包括：姬田光义、山田辰雄编《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日本的统治》（2006年）；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战争的军事部署与展开》（2006年）；傅高义、平野健一郎编《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2010年）；西村成雄、石岛纪之、田嶋信雄编《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2011年）；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编《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2014年）。

　　在各卷中，编者分别根据历次会议的主题，针对与日中战争相关的各领域进行了如下总结：如《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日本的统治》一卷讨论的主题是，日中全面战争前，中国社会存在五种体制：1.当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2.与之针锋相对的中共势力支配下的地方政权（延安）；3.中央政府势力难以触及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山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4.日占区以及日军影响力较大的区域（台湾、东北、蒙古、华北的一部分）；5.上述统治势力皆无法介入的治外法权地区（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区）。日中全面战争时期，各地域政权内都存在着对立与合作、以及权力的相互渗透，各地域也处于极为复杂的多重权力构造中，认为单纯地用二元对立结构，很难准确把握战时中国地方政权的实质。

　　《日中战争的军事部署与展开》一卷主题是日中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论题限定，但日中学者的观点还是相距较远，比如对台儿庄战役的效果分析，对“三光作战”的认识（声称对日军野蛮行径进行诸因分析但绝不是为之“辩解”的说法，还是受到严厉批评）等。另外，学者们在对国民政府军初期抗战中的积极作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展现的战斗力及其对国共合作的影响等问题上，开始形成一定的共识。

　　在《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卷中，学者们认为，日中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五种不同的地方性政权，每个地域内的民众生存状态各不相同，在社会与文化形态的表现上也有差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与文化处于割裂状态。事实上，因战乱而被迫来往于不同地域间的民众，因此有了相互交流、协作的机会，地域性社会与文化间的多种尝试性沟通发生了，凝聚性与文化的同一性反而有所增强。《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一卷关注国际视野下的战争状态，如战时重庆在政治上扮演着其他都市难以企及的国际性角色。作为联合国主要成员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政府，陪都重庆自1938年直至1946年迁都南京前的9年间，都是中国外交关系的中心。

　　1944年春开始的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豫湘桂战役），占领了包括美空军基地在内的华中、华南地区，给重庆的政治空间造成极大危机感。

　　即便如此，国民党承诺战后推行宪政的表态，还是刺激了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日见高涨。因此，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国共调停活动中，联合国表现出了为维持抗战实力而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立场，中国为寻求更多国际援助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的立场，国际关系对内政的约束性由此凸显。

　　《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一卷关注的是战时中国社会的变动情况。日中战争期间，四川、云南等地是抵抗侵略的“大后方”据点，日军侵占下的“满洲”（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生产得到急速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一直延至战后。通过对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战时动员体制的整顿与强化，社会整合有所推进；另一方面，寻求新政治变革的民主化运动也有了较大进展。

　　二

　　作为校际研究会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着力于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后来逐渐转向国民政府史研究。石岛纪之、久保亨所编《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一书，是有关日中战争期间作为中方代表性存在的重庆国民政府（1937~194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日本有关这一方面的首部综合性研究着述。该书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总体战，日中战争同样具有总体战性质。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因此战时总动员体制的构建不仅仅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也有来自下层民众的诉求。可以说，在对国民展开强制性动员的同时，中国的总动员体制也有以扩大民主主义的方式来动员民众的一面。

　　从总动员体制构建的角度来看，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首先是抗战的指挥体系，国防最高委员会作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战时最高领导机关，其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另一问题是，由各方势力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对中国抗战力量的形成及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共两党对立加剧，统一战线逐渐走向解体，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的统制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

　　1941年12月初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视为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重大成功。中国此后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形式上与美、英、苏并列为四大国之一，蒋介石就任联合国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同时，英美接受了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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