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与奚是我国中古时期辽西地区的两个重要民族，唐代被称为两蕃。两蕃世居辽西，东面先后可屏障高句丽与渤海，西面先后可牵制突厥、铁勒和回纥。这种特殊战略位置使两蕃在隋唐的东北政治格局中始终保持着重要地位，对唐朝在东北地区统治策略的调整和政治格局的变动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影响。

　　一、两蕃的界定

　　契丹与奚均为东胡族系宇文鲜卑之别部。两者有着相同的族源，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与文化习俗。《魏书》云："失韦国……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1]《五代会要》云："奚……语与契丹小异。"[2]《辽史》亦云："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3]1533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史籍则言契丹与奚的风俗皆同于突厥。上述史料证实了契丹与奚确实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民族内部与民族间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指共同心理认同和民族归属感。这是一项纯主观标准，对于已消失的民族来说，极难予以界定。契丹与奚之间的共同心理素质，尚能据一鳞半爪的相关史料加以推论。《新唐书·奚传》云："奚亦东胡种，……元魏时自号库真奚。"[4]6173自号"库真奚",说明奚人内部有着共同的自我归属心理和族源记忆。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讨奚部，往谕奚首领术里曰："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輘轹之心哉？

　　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3]1220阿保机以奚与契丹同祖同源游说术里，术里感其言乃降。说明契丹与奚的族众有着共同祖先和血缘关系的认同和追忆。任爱君认为契丹人具有家庭观念，实际上就是共同民族心理素质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表现[5].

　　北魏登国三年（388年），长期杂处驻牧的库莫奚与契丹为拓跋珪所破，两者分背。库莫奚遂驻牧于西拉木伦河上游，契丹则驻牧于下游地区。自北魏至辽建立之前，奚人居地逐渐由西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与滦河流域迁移，而契丹则随着奚人南迁而逐渐占据其故地。至契丹建国前，两者世代驻牧于西辽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居地始终相邻，可以说有着共同的驻牧范围。

　　另据史籍记载，契丹与奚从事畜牧业、狩猎业、农业和手工业，有着相同的经济方式；在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或依附，或叛乱，基本上都是互为里表，共同进退，有着大体相同的民族关系。

　　已有的关于唐代契丹与奚的研究成果，均是将两者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但是通过以上论述，契丹与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族源、驻牧范围、生业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关系，尤其在族源认同上及其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两者具有共同的族源记忆和文化认同。因此，两蕃是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密不可分的文化共同体，其考古学文化应该具有很大的共同点或相似性，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揭示两蕃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乃至探讨两蕃与室韦、蒙古等同族源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二、两蕃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辽代契丹考古发现了大量城址、墓葬和遗物，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契丹早期（建辽以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十分薄弱。与契丹相比，奚人的考古发现少之又少，并且多数相关遗存的族属难以确定，需要进行考证。下面试对唐代两蕃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与分析。

　　（一）奚人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目前已发现的少量唐代奚人遗存主要是奚人贵族的墓葬、墓志或碑刻。

　　1973年，河北省正定县文物管理所在该县三里屯乡三里屯村征集到墓志一合。墓志为青石质，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志盖呈盝顶形，顶部阴文篆"卢琊郡王夫人墓志铭".据志文载，王氏为唐成德军节度使、尚书左仆射、陇西王之妻，殁于唐大历八年（773年）。樊子林等根据志文及有关史料分析，认为志文中的唐代成德节度使即为时任陇西郡王的奚人李宝臣[6].河北省正定县城内燕赵大街西侧竖立着一通唐代石碑，名"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颂碑",又称"李宝臣纪功碑".正定县为唐成德军的治所，此碑距离王夫人墓志出土地点不足4公里，可证明樊子林等学者的考证是有道理的。关于"李宝臣纪功碑"的研究，郭玲娣等对该碑的形制、碑主生平及碑文所反映碑主生前政绩作了简述[7].冯金忠等对该碑现存地点、碑文着录情况、此碑刻立时间、性质、价值进行了考释[8].《旧唐书》载："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9]
　　
　　《新唐书》亦载："李宝臣字为辅，本范阳内属奚也。"[4]5945该碑作为奚人遗存无疑义，卢琊郡王夫人作为李宝臣之妻，其墓志铭亦可作为奚人遗存。1984年，北京市延庆等县在文物普查时，发现多处古代洞窟遗址，主要分布在延庆县张山营镇所属的北山沟谷中，其中最主要的是东门营村洞沟遗址，通常称之为古崖居遗址。赵其昌认为古崖居遗址中的灶台、火炕等遗迹表明它是一处聚落。古崖居位于西奚聚居地妫州境内。因此他主张古崖居属于西奚人聚落遗址[10].黄震云持不同观点。他指出，从地望来看，古崖居所处地理位置正是契丹八部居住地。从遗址本身看，洞室太小，不适合人住。虽然洞室内有灶、炕，但没有任何生活痕迹。从契丹葬俗来看，古崖居凿在东面山坡，符合契丹人崇拜东方的习俗。契丹立国后，重视厚葬，有仿照生前居室造墓室的葬俗。所以黄震云认为古崖居为契丹燕王家族的阴宅[11].两位学者的观点均有可商榷之处，其中关键是没有解决古崖居遗址的开凿或使用时间这个基本前提。毕德广等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遗址中发现的火炕、马厩、直腹子母口罐、卷沿盆等遗存，认为其开凿或使用的年代应为唐末辽初，开凿者和最早居住者为西奚人，并通过洞室存在数量和分布上的等级差别，进一步推测其为西奚王府的驻地.

　　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原房山县医院清理了一座唐代夫妻合葬砖室墓，出土了男主人墓志志盖和女主人墓志一合。男主人墓志盖书"李府君墓志".女主人墓志盖则书"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王策认为"李府君"为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归降的奚人首领李诗[12].周峰赞同该观点，认为该墓志"对于了解李诗家族情况有重要价值"[13].毕德广结合张氏墓志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男墓主姓氏、官职、子嗣和卒年等方面考证，认为李府君实为另一位奚饶乐都督李归国，而非李诗[14].

　　2005年，陕西省西安市发现唐故质子热瓌墓及其墓志。热瓌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由墓道、封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出土器物包括墓志、瓷罐、陶罐、陶俑、鞍马、骆驼、猪、狗等动物模型[15].该墓完全采用了关中地区唐墓制度，没有发现奚人的文化因素。但墓志仍提供了一些认识奚族历史的新的线索。葛承雍对墓志志文作了释读，对志文所反映的奚与唐朝关系、奚族入唐质子的史实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发掘该墓志的史料价值奠定了基础[16].

　　（二）契丹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唐代契丹遗存主要为墓葬。目前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相关契丹早期墓葬，基本上分布在辽河流域，集中在内蒙古赤峰、通辽和辽宁阜新、辽阳等地区。

　　1954年，汪宇平在赤峰地区进行文物古迹调查，清理了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居住址1处、灰堆15座，发掘了巴林左旗宝泉村瓮棺墓2座。他在上述遗址发掘和采集到大量的印纹陶片，通过印纹陶与其他器物的共存关系以及与辽上京遗址发现的同类遗物的对比，认为林东街北山坡遗址和宝泉村瓮棺墓均属于契丹人时代至辽代的遗存[17].根据他的研究，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没有发现街道、院墙、房屋等遗迹，也没有发现砖瓦等建筑构件，推测契丹人的住处应为帐幕[18].瓮棺葬属于契丹人时代（建辽前）的葬俗，人死之后，焚烧尸骨，把骨灰装在陶瓮（石棺、木棺）里，埋在地下，周围堆砌一圈石块，上面盖一块石板[17].汪宇平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较早地提出了契丹早期文化的特征，推动了契丹早期考古的发展。

　　1955年，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西岸三道壕村发现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墓中出土的大口罐、瓜棱壶等器物均为典型的契丹遗物。李庆发认为该墓年代为辽早期[19].张柏忠则认定该墓年代为北齐至隋[20].从墓中出土的大口罐、瓜棱壶等典型契丹器物来看，该墓应为契丹早期墓葬，年代相当于唐末。

　　1962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双井沟村北发现一处火葬墓地，地面有石块垒砌成的方形莹垣，莹垣中央为方形石堆，石堆下是竖穴墓坑，坑内葬有装殓骨灰的陶罐。骨灰罐形制不一，器壁多施篦点纹，并凿有若干孔。其中子母口鼓形盖罐（发掘简报称为陶盒）最具特色，在辽宁康平县契丹墓中也发现过此种鼓形罐[21].发掘者认为双井沟墓地属于契丹遗存[22].

　　杨晶也认为它属于契丹遗存，骨灰罐上的穿孔是契丹人原始葬俗的孑遗，年代属于辽代早期[23].辽代契丹墓中没有发现类似的葬俗，该墓年代应为建辽前。

　　1977年，在内蒙古科左后旗呼斯淖公社所在地以北沙丘中发现一座古墓。墓葬为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出土有陶壶、陶罐、陶鸡冠壶、扁壶、铁剑、铁镞、铁釜、马具、铜镜、带扣、骨镞、玛瑙饰件等遗物。学者普遍认为该墓属于一座契丹早期墓葬。发掘者认为其年代为契丹建国之前，相当于唐代晚期。张柏忠认为该墓年代为唐末[20].乔梁也认为该墓年代可达到建辽前，但应相去不远[2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发现几座契丹墓，包括乌斯吐火葬墓、乌日根塔拉竖穴土坑墓、荷叶哈达石棺墓等[25].出土器物有大口罐、盘口瓜棱壶、长颈壶、高领罐等陶器，形制简朴，器表施篦纹，为典型的契丹器物。张柏忠对上述部分墓葬出土器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找出了各类器物不同型式之间的演变序列，并对墓葬族属和年代进行讨论，认为"荷叶哈达墓葬当在唐代前期，乌斯吐、秦家沟墓葬的时代当在唐代中、前期，乌日根塔拉墓当在唐代晚期"[20].乔梁认为乌斯吐墓和乌日根塔拉墓年代基本在建辽前后，荷叶哈达墓年代可能略早，但不会早到唐前期[24].张柏忠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尤其对契丹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为早期契丹考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康平县境内陆续发现十几座契丹墓及辽墓，包括马莲屯墓、沈阳窝堡墓、海洲乡墓、马架子墓、万宝营子墓、后旧门墓及泥马窝堡墓等。墓葬形制不一，随葬器物种类与形态不尽相同。张少青将上述墓葬定为契丹墓，但对各墓年代的判定出入较大[21].这批墓葬的葬制葬俗及器物形制，与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早期墓葬具有相似性，基本上都属于建辽前后的契丹遗存。

　　1985年，辽宁省阜新县国华乡水泉沟屯发现一座圆形石室墓，墓中出土黑陶壶、白瓷碗、白瓷碟与"真子飞霜"铜镜等遗物。发掘者认为黑陶壶形制与哲里木盟契丹墓出土同类器相似，"真子飞霜"铜镜与江苏常德地区收集的唐代铜镜相近，白瓷器则具有唐、五代早期定窑产品的显着特点，故将该墓定为唐末五代初年的契丹时期墓葬[26].

　　1988年，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发现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葬，头向北[27].墓中所出篦点纹陶壶的形制与林西县城南锅撑子山南侧[18]出土的长颈壶相同。乔梁认为该墓年代在建辽前，为早期契丹遗存[24].

　　1990年，黑龙江省龙江县鲁河乡新丰砖厂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无葬具。发掘者认定为辽代墓葬[28].但该墓出土的Ⅱ式陶壶，形态与巴彦琥绍墓的Ⅰ式壶相同；该墓瓜棱壶的形制与三道壕墓、乌日根塔拉墓所出的同类器相近。其年代应为建辽以前。

　　1991年，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尔台苏木西南塔布敖包发现两座竖穴土坑石棺墓[29].M1属于仰身直肢葬，M2属于侧身屈肢葬，头向北。两墓所出大口罐、盘口瓜棱壶、陶碗、灯盏等器物为辽墓中习见器物。发掘者对塔布敖包石砌墓特征、族属、年代及其与鲜卑墓、辽墓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将其年代下限定为中唐以前。乔梁则认为该墓为辽建国之前不远的契丹早期遗存[24].

　　200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洪庆原向阳公司新厂区发现1座被盗唐墓，墓中绘有青龙、白虎、武士、骏马等壁画，出土彩绘陶俑、铁牛、墓志等遗物。据志文记载，墓主人为唐开元年间内附契丹首领李过折。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过折被契丹叛军杀死在松漠都督府附近的山谷中。葛承雍考证该墓为李过折的衣冠冢，"不仅具有史、志互证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唐开元年间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系。"[30]

　　该墓基本使用唐墓制度，难以据之管窥契丹早期葬俗，但对于了解契丹由树葬向土葬习俗转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除上述墓葬与遗址外，内蒙古中南部还发现一批辽代墓葬，所出陶器具有契丹早期陶器的风格。这些墓葬包括哈喇海沟墓[31]、大横沟墓[32]、柳条沟M1、M2、乌珠日山墓[33]等。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西乌珠尔墓群[34-35]、甘珠尔花墓群[36]、黑龙江大庆市沙家窑墓[37]等，其族属可能另有他属，但墓中出土的大口罐与长颈壶等器物具有鲜明的契丹风格，可作为文化交流的物证。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一文，对上述墓葬以及其他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契丹传统陶器进行了器物排序和编年的研究，理清了契丹传统陶器的发展脉络，同时辨识出建辽以前的契丹遗存，并确认了其同鲜卑遗存之间的联系[24].该文是契丹早期陶器研究的一篇力作，将契丹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除此之外，有些学者在相关专着或文章里，用很小篇幅对契丹早期葬俗和墓葬进行了探讨。上述相关研究囿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尚未建立起契丹早期墓葬标型学与年代学的研究体系。

　　三、两蕃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

　　上文将唐代东北地区两蕃界定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换言之，应将两蕃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研究。已有的关于唐代契丹与奚的研究成果，均将两者分割开来，忽视了两蕃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和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两蕃文化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在一种全新的综合性与历史性的视野下，重新设计研究课题和规划研究方向。兹对几个相关问题略作阐释。

　　1.两蕃在唐代驻牧范围的考证。确定唐代两蕃的驻牧范围是探寻其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基本前提。

　　首先考证唐朝时期两蕃的驻牧范围及其变迁，为探寻和考定两蕃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提供基本的时空依据。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展开全面地梳理及分析与两蕃相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而探讨遗存反映的两蕃社会生活场景、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

　　2.相关两蕃早期墓葬族属的重新考证。辽西地区发现的相关契丹早期墓葬，其族属和年代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和考证。唐代奚族墓葬除了长城以南的京冀陕地区发现个别汉化风格的奚人贵族墓葬外，奚族聚居区内尚未发现族属明确的奚人墓葬。

　　奚与契丹在族属上具有相同的族源，在文化上具有相同的特征，所以西辽河流域发现的部分早期契丹墓葬可能属于奚人早期墓葬。

　　3.契丹早期墓葬形制与分期分区的研究。契丹最初采用树葬和火葬制度，但最迟到唐代，已经采用土葬，其墓葬形制有砖室墓等。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典型器物有大口鼓腹罐、盘口壶、瓜棱壶、长颈壶等，另外还有铁制工具、兵器和马具等。由于资料的匮乏，关于契丹早期墓葬的分期与分区还不能下结论。从已有材料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西辽河流域和下辽河流域两个分区，但各区墓葬形制特征还有待进一步的概括总结。

　　4.契丹早期墓葬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契丹与奚早期流行树葬，并于树葬三年后收拾遗骸焚烧之。

　　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考证，树葬当与两蕃及其族源相同的乌桓与鲜卑的崇山思想有关，而火葬则与其直系祖先宇文鲜卑的火葬习俗有关，同时也可能受到乌桓及鲜卑埋葬习俗中焚烧死者衣物的葬仪和突厥火葬习俗的多方面影响。在葬制演变上，早期契丹由树葬和火葬逐渐变成土葬，出现土坑竖穴墓、木椁墓和石棺墓等，应该受到汉族土葬习俗的影响。从葬俗来看，墓中出土的陶制生活用具、桦树皮器、铁制兵器、马具以及随葬动物，则是对鲜卑族传统葬俗葬制的继承和发展。

　　5.两蕃与室韦之间的文化交流。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相续发现了西乌珠尔墓群、谢尔塔拉墓地、岗嘎墓地等唐至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为探讨蒙古族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室韦墓葬与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早期墓葬相比，两者在墓葬结构、葬式葬具和随葬品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从人种学材料来看，体质特征也较为一致。文献亦记载室韦与契丹、奚均源自东胡，有着相同的族源和文化习俗。因此，唐代两蕃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应该与同时代室韦考古学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开展东胡族系文化源流、东北地区多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等多个课题的研究。

　　6.两蕃经济活动与辽西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辽西地区的生态地理环境制约着两蕃的生业模式，而两蕃对辽西地区的开发与改造影响到生态环境的改变。4世纪末至8世纪初，约从北魏初至唐中期，辽西地区的气候呈现出冷暖交替、寒冷为主的基本特征，生态环境与气候条件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两蕃在这一时期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方式，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

　　8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约从唐中期至辽亡，该阶段前期的气候仍以寒冷为主，但逐渐走向温暖。进入10世纪，辽西地区迎来了"中世纪小暖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水草丰美，并且继"全新世大暖期"之后，再次孕育了一层古土壤。辽西地区在这一时期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在中原农业人口和农业技术的传入和刺激下，两蕃（主要为奚人）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生业方式逐渐由畜牧业转变成农业。这一人地关系也存在尖锐的矛盾，突出表现在辽代农业的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和沙地化，环境的恶化又导致金元时期辽西地区农业的衰退和畜牧业的再度兴起。在当前人与生态环境冲突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尤其是辽西地区地处不同自然环境的交界地带，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复原中古时期西辽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并力图揭示两蕃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推动辽西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契丹与奚有着相同族源、驻牧范围、文化传统乃至血缘认同。这是将两蕃及其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加以界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将两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界定，但不否认两者的文化差异，并且要理清各自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唐代两蕃的相关考古发现进行梳理，改变过去将两蕃孤立进行研究的做法，重新规划唐代两蕃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课题，将是唐代契丹与奚的研究乃至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少数民族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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