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父传子、家天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约公元前1600年)。继之而起的商王朝(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300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端,国家体制趋于完备,文明程度更高。商族战胜夏王朝的过程,就是商族本身的氏族公社解体的过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建立的过程。夏商时期,启承千年之久,中国古代文明由早期形成阶段逐步趋于成熟并走向繁荣,创造出独具特征绚丽灿烂的青铜文化,并对其后数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山西南部古有"夏墟"之称,夏文化遗存,分布密集,灿若繁星。根据文献记载,有两个地区与夏部族的活动密切相关:一个是河南西部的颖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河、洛河下游地区;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和涑水河流域[1].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考古工作者在上述两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文化遗存。豫西及伊洛地区的夏文化叫二里头文化,是因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而命名的。晋南地区的夏文化叫东下冯文化,是因首先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而得名[2].这两种文化之间具有很多共性,又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故有的学者将其分别称之为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二里头遗址则可以看作是夏晚期贵族生活的缩影,而东下冯遗址则反映了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而在山西中部发现的"东太堡文化"[1]以及白燕和游邀等遗址,既有典型夏文化的某些因素,又具浓厚的地方色彩,应是与夏王朝同时的"方国"遗存。
夏县东下冯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房屋有窑洞、半地穴和地面式建筑三种,共30多座,其中窑洞最多,也最具特色,在遗址中发现内外两重环壕,呈"回"字形。一侧破坏,其它三面壕沟平面呈凹形,里、外两圈沟槽几乎遍布窑洞。以沟槽为通道,构成封闭的居住系统,可能为早期的邑聚。遗物以陶器为主,陶质有夹砂灰陶、夹砂褐陶、泥质灰陶、泥质褐陶及其他杂色陶。纹饰以绳纹为主,生活用陶种类齐全,炊器类如鬲、斝、甗、鼎、罐,盛储器如尊、盆、簋、豆、罍,酒器爵、盉等。此外还有青铜镞、凿和石范,表明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工具仍以石铲、石镰、石刀、石斧为主。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
该类型集中分布于涑水河流域的运城盆地和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在北起临汾、南到永济、东起翼城、西至河津范围之内有三十余处。在运城地区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是夏县东下冯遗址、永济县东马铺头遗址。
另外,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属于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地点还有:运城阎家村、夏县小王村、阎喜大泽村、河津庄头村和燕掌村、稷山西社村、新绛祁郭村和泽掌村、绛县赵村等。在临汾地区,经过科学发掘或者试掘的遗址有襄汾县大柴遗址、翼城县感军遗址、曲沃县曲村遗址、翼城县南石遗址、翼城县苇沟-北寿城遗址。经过考古调查,发现属于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的地点还有:襄汾县清储镇、单家庄、上鲁村、陈郭村、刘村、下梁村、南村,侯马市西阳呈村,临汾市大苏村、小苏村,曲沃县安吉村、卫村、里村东沟、东白冢,翼城县天马、张桥村、西王村、北木板、西石桥、古署村等[2].
夏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晋南地区。夏朝建立之后,随着其实力的不断强大,产生了向四周扩张的趋势,北至滹沱河流域,东到长治一带,西抵吕梁山一线。关于夏朝在山西的势力范围,邹衡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认为:"夏王朝在山西境内直接控制的地域似乎仅限于晋西南的汾水下游和涑水流域。""而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3]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地区曾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七十年代对太原东太堡遗址等做过调查和试掘工作;到了八十年代在晋中、吕梁、晋东南地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对山西境内夏文化的了解更为全面。
晋中地区夏时期文化遗存以东太堡文化为代表。器物组合有高领鬲、单把鬲、甗、斝、蛋形三足瓮、盆形鼎、盆形豆、侈口罐、折肩罐。高领鬲、单把鬲、甗、斝、等炊器,在这个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就已占有主导地位,同时存在有大腹罐、高领鬲、实足跟刻凹槽的鬲,筒形流的角等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侈口罐和折肩罐则是本地在夏时期新出现的器类,在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或东下冯类型文化的早期阶段。因此,东太堡文化的主体是当地的文化传统,同时受到了来自东方岳石文化和南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据此有学者认为,东太堡文化应该属于夏时期的方国---唐国的文化遗存。东太堡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太原市、忻州地区、晋中地区和吕梁地区。属于太原市范围的,还有金胜村,北郊的光社遗址,以及娄烦县的河家庄遗址,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光社遗址和金胜村的墓葬,河家庄遗址进行过试掘。
198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合作,对忻州游邀遗址[4]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工作,使得对夏文化的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在认识上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入。游邀遗址分早晚两期,晚期三足器实足尖均有明显的沟槽,高领罐、高领鬲等文化器物的出现预示其已进入夏代纪年。
吕梁地区有汾阳杏花村遗址和峪道河遗址。杏花村遗址在1982年经过正式发掘,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八个发展阶段,其中第六段属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峪道河遗址在1981年和1982年进行过两次调查和试掘,出土遗物中有属于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另外,孝义市柳湾二十九亩地也是一个在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地点。晋中地区有白燕遗址,1980年发掘,根据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分析,确认第四期遗存为夏时期文化遗存,其早晚两段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四期。早段的侈沿鬲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鬲形制相近,晚段的直腹鬲则与襄汾大柴遗址出土的直筒鬲接近[1].
另外,1986年,长治小神村遗址[2]的发掘也获得了一批颇具夏时期文化特征的陶器,有高领鬲、高领罐、盆、瓮等,鬲的锥状空足或实足跟上施以凹槽。因此,山西境内的夏时期文化遗存,从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其明显地可分为两个系统[3]:一个系统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另一个系统为既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的遗存。在晋南地区的"夏墟"范围内发现的夏时期文化遗存,属于前一个系统,如东下冯遗址,虽然也出土少量的具有地方性特征的遗物,但绝大部分的遗迹和遗物是与二里头文化的遗迹和遗物相同或者相近的。
而其他地区的同时期文化遗存中,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土着文化要占相当大的比例。如太谷白燕遗址,既存在有与二里头文化相近的陶鬲,同时也有具有自身发展序列的本地陶鬲。因此,可以认为晋南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曾为夏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而其他地方则是受夏文化影响的"方国"而已,他们有着自身的文化特征。
二
商汤灭夏后,商王朝五迁其都,最终定都今河南安阳小屯(即"殷墟"),直至被周族所灭,历经六百年左右。商王朝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历史,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逐步上升的历史。根据商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以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为界,将商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盘庚以前的早商文化为商代前期,盘庚和盘庚以后的晚商文化为商代后期。
商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如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商城遗址、平陆前庄出土的青铜器等,是与典型的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商王朝都城的黄河北岸及临近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属商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他们的经济生活与商相同,以农耕经济为主,同时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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