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以致个体、群体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西部地区也不例外，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区域、城乡、单位、体制内外以及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某些维度上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西部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所以上述差异最终表现为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也就是民族分层。所谓“民族分层”，指的是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即教育、经济、权力、社会资本、声望等稀缺资源在民族间的不平衡分布或分配。［1］(P． 1 －5)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资源都由政府掌控分配，对少数民族能够做到优惠照顾。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部分资源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配置，处于偏远农村的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力资本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在市场体制下容易被边缘化。也就是说，转型期由于市场体制的效率机制，民族间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距有可能会拉大。历史经验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会强化民族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偏见，加大民族隔离，使跨民族交往、交流受阻。一言以蔽之，转型期市场机制诱发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发生合力作用，以致历史上平等、自愿、自然而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过程受阻。自然平等的民族交融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族际交往的理想模式。［2］
　　
　　毋庸讳言，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存在民族分层。民族分层是衡量民族关系的根本性变量，它直接影响民族认同、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居住格局、民族偏见等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变量。因此可以说，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族际交往的社会藩篱，是造成民族之间偏见与歧视、仇视与冲突的导火索。［3］(P． 168)那么问题是，民族分层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影响民族关系的呢? 国外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较早地领会到民族分层的社会影响力，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将其纳入各自的研究视野，而国内社会学和民族学对民族分层的探究大多仅限于经验层次，理论探讨比较有限。本文力图从理论层面入手剖析民族分层与民族关系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期为阐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民族问题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民族分层的内涵与意义

　　社会地位的影响那么强烈，以至于不考虑社会分层，在社会学上讨论民族和民族性将毫无意义。［3］(P． 168)
　　
　　民族分层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富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上的深层内涵。从经济层面看，民族分层关注民族之间物质上的不平衡以及贫富分化。从社会和心理层面讲，民族分层注重身份、地位的等级结构，强调“声望”、“尊严”、“评价”、“体面”、“认可”和“相对剥夺感”等社会心理因素。

　　在世界上所有多民族社会，几乎全部存在民族分层。［4］(P． 31 －39)每个民族总是占据一定的地位，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享有一定的社会评价，或被仰望、羡慕，或被嫉妒、仇视，或被贬损、歧视。

　　民族是一种先赋身份，难以摆脱，社会规定了大多数人的民族特征必然要伴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因此，民族个体往往为自己的民族倾注了大量情感。［5］同时，民族身份还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出生在优势民族，就有更好的环境发展自身，而且会因为民族身份获得许多资源; 反之，劣势民族的成员，生来就因为民族身份而使自我的发展受到了各种结构性限制。［4］(P． 53 －55)
　　
　　因此，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民族成员的社会生活机会、资源获得、社会评价、心理情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民族分层与民族共同体及其个体的情感和利益问题密切相关。

　　民族分层具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形式。从静态的等级结构看，群体占有的资源通常是不平衡的;从动态的社会流动看，群体获取资源的社会机会往往是不平等的。此外，社会学的民族分层研究，重视“相对”问题，即“我比他人(或我族比他族)多多少或少多少”的问题; 关注教育、工作、职业、收入等重要社会生活资源的获得问题，即“谁为什么获得了什么”，特别是民族身份对个体或群体社会经济资源获得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总之，民族分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二、民族分层与民族认同

　　阶层和民族是人类社会两类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它们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族群关系研究专家戈登(M． Gordon) 提出了“民族阶层”的理论学说。他指出，族群身份往往是先天性的，因为体质、文化等鲜明的特征，人们对自己的族群具有不可估量的情感，甚至有人愿意为它献出生命。阶层与家庭背景有关，但阶层地位有时可以通过努力而改换。阶层地位影响个体的社会生活机会，决定社会身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因而，个体都有或强或弱的阶层认同。

　　当然，阶层和民族是互构的，民族共同体中个体总是具有不同的阶层身份，同一阶层中也有不同民族的个体，若民族共同体的成员能够依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就达到了民族分层的理想模式。

　　举例来说，2010 年人口普查发现回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0． 79% ，假设回族人口在中国社会每个阶层中都占0． 79%，那么就可以认为回族人口均匀地分布在每个阶层之中，即回族和汉族之间没有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这便是民族分层的理想状态。

　　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每个民族的内部分化为若干个阶层，民族共同体就不可能享有同质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会产生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一致的阶层意识。在这一情境下，由于民族成员属于不同阶层而呈现出阶层意识的碎片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异质化，民族认同自然而然地弱化，民族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逻辑向不同民族相近阶层趋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偏见与歧视就会“云消雾散”。［5］
　　
　　另外，民族成员均匀地分布在各个阶层，从社会学定量研究的角度看，那便是民族身份与社会分层两个变量不相关，即民族身份不会影响民族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人们就不会再过度关注民族身份。

　　相反，如果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比较大，即每个民族的成员具有相近或同质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会对民族关系和谐形成莫大的威胁。

　　相近的社会地位，自然生发相似的阶层意识，在这种情形下，阶层认同和民族认同将会重合，进而产生强大的共振力量，“阶级民族”很容易成为社会运动动员的工具，进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譬如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民族共同体中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属于同一阶层，他们就会有共同的阶层意识，阶层身份和民族归属合二为一，可能诱发共同体深刻而普遍的认同情绪。这一情绪意味着，共同体成员会把对共同体的伤害视为对成员自身的伤害，群体冲突造成的气场就是对其自身的威胁。也就是说，成员扞卫自身所属群体的声誉或利益就等于保卫成员自己。此时，群体成员内部高度认同整合，与外群建立或保持隔阂。［7］(P． 157 －172)
　　
　　此外，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处于社会中下层，他们就会有相近的社会地位和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且可能因为民族身份而受到区别对待，民族认同就会不断强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政府对弱势民族加以扶持，给予优惠条件，帮助他们获得社会经济资源。

　　提请注意的是，无论是优惠还是歧视，只要民族身份对获得社会经济资源有影响，民族认同都会强化，因为民族身份和利益机会捆绑在了一起。总之，民族认同会因为民族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而强化。

　　美国社会学家斡特思(M． C． Waters) 在《族群选择》研究中发现，在民族熔炉的当代美国，族际通婚子女并没有放弃祖先遗传下来的身份认同，甚至是白人移民及其后代，也仍然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族群认同的力量若隐若现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民族认同为什么会得以保持呢? 在她看来，民族分层是影响民族认同的关键变量: 一个优势民族的成员往往标榜自己是某某族，以此获得好评或承认; 一个劣势民族的成员往往隐匿自身是某某族，生怕因民族身份而遭人贬低或歧视。

　　因为民族身份而受到好评或差评，都会对个体的民族认同产生强化作用，优势民族保持认同，以获得心理满足感和身份优势感，弱势民族保持认同是因为民族身份带来了社会标签下的污名化。

　　三、民族分层与民族偏见

　　偏见(prejudice) ，是针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个体一种武断的信念和感知，即“基于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某个群体或阶层的刻板印象，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将其应用于该民族或阶层的所有成员”［9］(P． 52)。当然，偏见一般都是负面的，而且是双向的。民族分层，必然使一些民族处于优势甚至支配地位，而另一些民族处于劣势或从属地位。优势民族的个体具有优越感，往往自然不自然地以偏概全，负面评价弱势民族的成员，弱势民族往往以偏激的方式还以颜色。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分化，导致富裕民族对贫困民族的偏见。人们总是以穿着、外表、口音、职业、交通工具、住宅等级等外显的标志推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当代社会，金钱至上，“拜物主义”横流，富裕者总觉高人一等，为维护自身和内心的优越感，轻视、躲避贫困群体，甚至嗤之以鼻。

　　若一个民族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属于贫困人口，那么，这个民族很容易被贴上“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的标签，受到主流社会的区别对待。相应的，贫困民族成员在“物质主义”理念下，有弱势心理，与富裕民族互动时，很少有平等交往的环境，加之心理脆弱、敏感，总怀疑他人对自我怀有偏见，觉得不被尊重，不能体面地生活。此时，弱势民族可能会寻求其他系统以求“庇护”，比如宗教等，以示为“造物主”的选民，即使经济地位不高，但具有最高的神圣等级，以求心理补偿。民族分层生发了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在多民族社会，支配群体运用刻板印象以维持他们对具有竞争性和威胁性民族的竞争优势。［4］(P． 63)对于支配群体而言，运用刻板印象看待少数民族，为其贴上懒惰或缺乏才智等标签，以证明少数民族劣势地位的正当性。［10］(P． 153 －159)比如，如果人们认为黑人是懒惰和无能的，那么就可能会对黑人享受福利金而感到愤怒，显然他们认为黑人没资格享受。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不能否认，贫困主要源自结构性因素，比如地域差距、城乡差别、汉语能力、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弱势的家庭背景等，都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克服的。

　　其次，优势民族想当然以为，传统文化是弱势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即贫困群体之所以在经济上落后，主要原因是其文化落后所致。这一左倾思想在历史上曾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灾难和浩劫，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市场。尤其是中国现代教育中灌输的“古典进化论”，即那套带有欧洲中心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优生学因素的“社会发展史”［11］(P． 220)。按照这部直线型、阶梯状和断裂式的社会发展史，所有人类都要经历前后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此这般，就很容易造成优势民族对弱势民族文化的负面偏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相应的言辞和行为。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一部分民族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刻的自觉，珍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了解其不足之处。但是，主流社会的文化偏见很容易使社会成员对少数民族文化做出否定评价，导致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反弹情绪，以致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偏激，抵制其他民族的文化，坚决扞卫民族文化。社会应该容忍多样性，甚至赞美、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充满自信，以包容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民族互动、交流。而且，现代化绝不是彻底否定传统，只有建立在传统上的现代化才可能是绿色的现代化。因而，消弭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也是消除民族偏见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族分层不仅是财富和权力维度上的差异，更是“尊严”和“自尊”等心理需求上的不平等。［4］(P． 4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强调进取、进步、竞争、成功、超越，以及金钱、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性，以至于引发了人们的“身份危机”和“地位焦虑”，努力追求他人对自我的认可与肯定，因此人们对尊严的需求和对财富、权力的需求同样迫切。

　　当然，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某种“认可”和“好评”，以及一种“身份”或“声望”。相对而言，边缘民族的成员往往具有相对剥夺感，总认为自治地方是本民族生息繁衍之地，但事实却是，本民族成员并不是当地经济增长语境下的平等受惠者，甚至反而成了边缘人群。［12］在西部开发的经济建设热潮中，西部少数民族大众由于汉语能力、学历水平、职业素养、市场意识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对经济建设的参与程度很低，而且分享的成果很少，因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滞留于社会中下层，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四、民族分层与居住格局、族际交往之间的作用机制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的住房资源，不同阶层家庭通常选择地理位置、社区环境、社区文化和价格水平各异的住房。特别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各个地区，甚至同一城市或乡村的不同区段，其公共设施、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城市有生态区、核心区、棚户区之分，住房环境也有“别墅区”、“高尚社区”、“边缘区”之分。人们在居住上的分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偏好。

　　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家庭有多少经济实力购买、租住住房，以及住在什么样的社区里才能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主观偏好，基于主观感受，选择住在哪个社区里心理上觉得舒服。当然，两者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不同民族的家庭在选择住房时，也会受到客观地位和主观偏好的影响。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家庭处于相似的经济地位，而又与其他民族的地位有差距，就算这个民族的成员想到环境较好的社区居住，恐怕经济条件就是一种限制，有时不得不在城市边缘解决住房问题，于是民族之间的居住隔离会因为社会经济条件殊异自然而然地形成。例如，在中国地理几何中心兰州，有 10 多万常住穆斯林，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穆斯林都会选择城市中心的高档住宅社区，而条件不足的只能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与市民互动不多，难以融入主流社会。［13］美国社会学家雷克斯(J． R ex) 和墨尔(R ．Moor)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表了“住房阶层”的学说，指出个体因住房标准的差异，可被认定为几个阶层，一个地区有多少种住房标准就划分为多少类住房阶层。［14］由此可知，住房资源反过来还会影响民族分层，因为居住环境会影响身心状态、人际网络、社会资本，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所以住房的不平等将会维系甚至扩大民族之间的地位差异。

　　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是阻碍族际交往的社会藩篱。［15］人们更多地与自己的民族或阶层中的其他成员交往，处于相同文化系统或社会位置的人们有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角色以及相似的属性和态度，这一切都将促进他们之间的交往，例如婚姻、朋友等性质的交往关系。这一假设可以称之为“接近性”假设。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是制约不同阶层关系交往最为重要的藩篱。［15］刘精明、李璐璐分析 2003 年 CGSS 数据发现，占人口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自雇佣者和无业者在讨论网中很少有自己家庭以外的成员，拜年网也以亲属、相近阶层的业缘关系网络为主。［16］
　　
　　由此可以归纳，影响族际交往的因素，除了由文化差异决定的主观意愿外，民族分层和交往空间是两个重要变量。民族分层还会造成交往空间的限制。譬如，两个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有明显差异时，他们很少在相同的场所工作，也很少把孩子放在相同的学校，极少在相同的娱乐场所消费，不太可能在相同环境的小区居住。民族分层同样影响交往的主观意愿，因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条件。为本体安全或为平等、自尊、体面考虑，人们通常偏好与相近阶层的群体频繁、深入地互动、交往，而与其他群体保持距离。总之，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族际交往有重要的限制作用。

　　民族分层影响族际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观性限制，往往不易突破; 而文化差异对族际交往是一种主观选择性限制，随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文化差异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促进族际交往，因为文化多样性可能具有异质相吸的魅力。因此，如果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地位接近，族际通婚的比例就会不断升高。相反，民族分层会阻碍族际通婚。各民族不平等的阶层地位，不仅导致了他们在学校、单位、社区等公共领域的相对隔离，也阻碍了地位不同的各民族成员在私人生活领域的相互交往。“门当户对”是婚姻缔结的基本理念，经济地位接近，才可能在相同级别的场所一起学习、工作、居住，才有可能进一步的相识、了解和相爱。社会地位接近，才有相似的学历、人生经历以及思维和理念，婚姻稳定性才有保障。社会声望接近，才能相互尊重，特别是民族之间没有偏见和歧视，婚姻才能被双方的家庭、社区、民族大众认可和接受。

　　五、结论与讨论

　　民族分层强化了民族认同，使得每个民族内部高度认同，民族之间可能互有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两种可能: 一是程度不同的民族隔离，二是间歇不断的族际冲突。
［17］这两种关系类型都会干扰社会和谐。

　　民族分层可能导致族际冲突。自恋或对自我的心理优化，是最基本的人类感情; 对自我的伤害或威胁，引发了人类的侵犯行为。民族分层诱发的主观偏见、相对剥夺感以及客观的利益争夺，导致民族情感上或利益上的威胁或伤害，并可能进而引发冲突。当然，冲突也是有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机器的武力约束能力，即平定骚乱、瓦解示威游行、打击暴力活动的威慑能力。［17］诚然，民族成员有时在不利情境下会采取暴力或破坏性行动，以发泄他们的愤怒、挫折或不满，甚至不考虑可以预见的后果或惩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示威、骚乱或暴力行动的发起人和参与者都会进行收益和成本的评估，特别是政治机器的武力威慑。威慑往往又会导致过度维稳，把矛盾和问题压制下来，容易形成伺机而动的地下潜流。

　　民族矛盾本质上讲，是阶层间的利益冲突，那些被指认为族群、民族相关的特征，通常直接与阶层、利益有关。因为民族个体之间体质、文化认同而使民族容易成为动员的单位和工具，因而，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常常以民族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表现出来。可见，只要民族间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民族问题就能被控制在文化领域。［18］(P． 100)因此，民族分层对族际关系和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消弭民族分层，是拆除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藩篱、实现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有效途径。可喜的是，2013 年 11 月，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我们相信，这一战略必然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惠及全国各族人民。如果少数民族能够搭上现代丝绸之路建设的快速列车，共同参与建设，平等共享发展成果，那么少数民族就能从经济上融入主流社会，实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西部地区的长治久安就有可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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