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地处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古属洮州辖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环境创造出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唐、宋、元、明各朝曾在这里设置了大量军政重镇及古长城等军事设防遗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卓尼杨氏土司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 年) 始祖些地献地投诚被封为“正千户”，至 1950 年第 20 代土司杨复兴起义同时宣布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传承 532 年，成为甘、青藏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土司历史文化之一。

　　卓尼土司历经五百余年，在甘南藏区一家独大，其原因在于独特的土司制度: 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弟任寺主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 以“兵马田”为代表的封建经济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 扶持藏传佛教，刊刻卓尼版《大藏经》，培养一大批高僧大德的宗教文化制度。以始祖些地为代表的卓尼历代土司多能审时度势，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第 19 代土司杨积庆因援助红军入甘，曾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此外，卓尼土司还与历代中央王朝及国民政府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土司衙门与禅定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禅定寺与西藏、蒙古、夏河拉卜楞寺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卓尼还因曾培养了西藏四任策墨林摄政王而被世人称之为“藏王故里”。基于以上原因，卓尼土司成为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及国民政府羁縻控制的对象。

　　近百年来，学界对土司制度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重心主要放在西南地区，对西北土司制度的研究略显单薄，对卓尼土司的研究更少，论者也大多瞩目于卓尼第 19 代土司杨积庆对红军入甘所提供的援助方面，或仅仅为对 19 代、20 代土司口述实录的整理。然而卓尼土司为何在甘南藏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为何清末民初时期卓尼地区改土归流收效甚微? 学界对此类问题研究语焉不详。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对卓尼土司制度进行系统性、多角度的挖掘、分析和研究。

　　一、国外学者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的考察记述

　　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气势恢宏的禅定寺、卓尼版《大藏经》、四任西藏策墨林摄政王以及众多卓尼籍高僧大德，使卓尼土司扬名全国藏区乃至全世界。国外学者对卓尼产生浓厚兴趣，遂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制度进行考察并撰写一系列游记。

　　西方人早期对卓尼地区进行考察，更多原因可能是: 卓尼是从内地到藏区的门户，从洮州出发可前往青海，经卓尼也可南下四川，这条道路被称为“洮迭古道”。这些考察者多为传教士，美国传教士金斯顿和帕克于 1877 年从兰州到洮州旧城传教，后来前往拉卜楞和西宁。传教士在卓尼土司辖区传教的中心区域主要是洮州旧城和岷县。

　　此外，卓尼录巴寺也是当时他们传教的中心之一。

　　1909 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波顿受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派遣，来中国北部和汉藏文化边界一带考察，从 1909 － 1912 年三年间，波顿从北京开始，经过天津、山西，经陕西到达甘肃卓尼，他考察的主要地域在洮河流域，拍摄了大量反映卓尼地貌的图片。同时他以一个民族学家的眼光审视这片土地，尤其对卓尼地区妇女传统服饰的照片，现在看来显得尤为珍贵。同时，他对卓尼大寺“羌姆”法舞大会的照片也反映了土司辖区昔日的盛况，其作品《世界屋脊上———汉藏边缘的一次植物探险》回顾了他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种种探险。

　　这些传教士在卓尼地区生活多年，对卓尼及卓尼土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回国后写的一部分文章比较有深度，如美国埃克瓦尔在 Cultural Rela-tions on The Kansu Tibetan Border 一文中提到“卓尼土司，通过村落里面的头人管理本地区事务。最终的司法裁定在他那里。藏人们天生就非常讨厌缴税，尽管土司也收税，但税款要比周边的洮州地区轻得多，这些税都到了土司那里。除非特殊情况，这些钱财不会交到汉人政府那里”，这些论述为我们了解卓尼土司辖区内的徭役赋税制度提供了很大帮助。

　　将卓尼土司介绍到世界最为著名的学者应该是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洛克于 1925 年来到卓尼，与卓尼第 19 代土司杨积庆取得联系。在考察期间，杨积庆为洛克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使得卓尼和迭部等土司辖区成为洛克的考察基地。卓尼版《大藏经》刊刻出版后，洛克还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得这版经书。

　　同时将他在卓尼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杨积庆本人的照片发表到美国《国家地理》上。1928 年，洛克发表《生活在卓尼喇嘛寺》，对他曾经生活和考察的这片土地做了非常详尽的叙述。这篇文章对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概况贡献巨大。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国外学者对卓尼的考察和研究少之又少，对卓尼土司及其制度的研究论著更是难以看到。值得一提的是荷兰学者乌·范·司半金在2003 年第十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卓尼和迭部———甘藏南部边界: 地区、地方政权和政治控制(1880 －1940) 》，该文通过对卓尼和迭部地区一些未公开资料(传教士和探险家的档案材料) 的整理，就 1912 年以后卓尼地区慢慢被军事性纳入中央政府以及传统政治权威的最终消蚀，探讨了地处甘藏边界地区的卓尼土司对辖区所拥有的政治裁决权。

　　纵观国外学者的论著，更多是将重心放在对卓尼和迭部地区的探险上，而对卓尼土司及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 20世纪来到卓尼地区的外国人主要是一些传教士和探险家，而另一方面是因诸如“华盛顿的编辑将洛克等的丰富资料改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体裁，将许多学术性内容剔除掉了”。致使许多有关卓尼土司资料的初始文本无法被搜集和整理。

　　二、近百年来国内学者对卓尼土司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曾就史料整理问题提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研究卓尼土司制度，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搜集工作自然必不可少。《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等正史中已有对卓尼土司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描述，而大量地方志、藏文历史文献如《洮州厅志》、《卓尼政教史》、《安多政教史》等也为我们搜集整理土司资料提供巨大帮助。近百年来，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20 世纪 30、40 年代卓尼调查记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整个西北和西南地区成为抗日的后方基地。基于对民族国家建构重要性的认同，许多学者和考察家来到西北地区，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察。这类考察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阔，内容涉及西北地区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这便是所谓的边政之学。甘南地区也成为诸多考察家关注的重点。

　　1935 年，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的马鹤天对甘青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他也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进行边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在此期间，马鹤天著有《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对甘南地区地方宗教、行政、经济、教育等方面记叙颇详。但该书记述较多，评论较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顾颉刚先生也于 1937 年受西北移垦促进会的委托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著有《西北考察日记》。

　　顾先生于 1938 年 5 月 18 日来到卓尼，对卓尼地区进行考察，并以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委员的名义视察了卓尼柳林小学，同时约见校长杨生华和卓尼第 20 代土司杨复兴。

　　此间对卓尼地区进行考察较多的还有明驼、李安宅夫妇和谷苞。明驼在《卓尼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主要考证了“卓尼”名称的由来。明驼提到，大约在明朝初年，有一部分康藏人来到卓尼后，发现当地有两棵“交相”(藏语，意即马尾松 ) ，而“卓尼”一名则是“交相”的转音。

　　这种说法延续了《安多政教史》中的说法，“当卓尼土司贡玛江梯(些地) 的时候，众生怙主八思巴法王被蒙古彻辰汗敦请前去。迩时，八思巴说: ‘这个地址风水很好，若修建一座寺院，对于正教将有裨益。’圣者遂派他的一位亲门弟子萨迦格西前来勘定地址，并颁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颁发需用的什物。据说曾看见这个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马尾松，乃将寺院之名命为卓尼云。”

　　李安宅于 1938 年来到甘南，之后开展了对于拉卜楞地区的考察，并在拉卜楞寺一住就是三年，著出大量反映藏族文学和民情风俗的文章，此间撰写的《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中也有对卓尼、临潭等地的调查，尤其对卓尼、临潭等地藏、汉、回多民族复杂民族关系有所反映，同时考察了卓尼族群的分布状况。于式玉的《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则是通过游记的方式对合作(黑错) 、卓尼、临潭一带风土人情详加考察。

　　1947 年，谷苞在《西北论坛》发表《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一文，对卓尼土司政治制度、行政规划、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等进行了论证研究。作为典型的家族式的政教合一政权，卓尼土司的政教合一和西藏、拉卜楞等地的政教合一制度有明显的区别。对于土司的承袭，一直以来遵循“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 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主持宗教; 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

　　谷苞对卓尼土司五百余年的历史、48 旗的名称进行了探究，这为后来学者编写卓尼方志等奠定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谷苞同时认为兵马制度是卓尼土司的神髓，因为它“一方面是土司武力的凭藉，另一方面却又是土司的经济源泉”。之后，谷苞又发表《卓尼番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指出“朱扎七旗在卓尼境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它与其他的各旗在组织和职权上均有重大的区别”。

　　卓尼土司传承 20 代，能人辈出，就家族关键人物来说，第 19 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杨积庆是历代土司中唯一一个以侄孙身份破例承袭土司职位的，他政治嗅觉敏锐，视野开阔，德高望重，与之前的 18 代土司相比，杨积庆更善于观察社会并估计形势的发展。1935 年，记者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随红军长征路线在西北进行考察，红军抵达迭部时，范长江正在卓尼采访杨积庆，其后发表了很多关于杨积庆事迹的文章，包括后来出版的《中国西北角》中记载道: “现任土司名积庆，号子瑜，年四十左右，授甘肃省政府委为洮岷路保安司令……记者颇惊此边陲蛮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

　　1935 年至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甘南，横跨当时由卓尼土司杨积庆所管辖的迭部达拉、腊子等 7 个旗(乡) 。杨积庆暗中主动撤退藏兵，开仓供粮，抢修栈道，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这段历史，在后来出版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甘南文史资料选辑》、《卓尼文史资料选辑》中都有丰富的口头资料予以佐证。如杨北辰《卓尼北山事件》、苗滋庶《卓尼博峪事变》、贾大均《关于田昆山查办卓尼兵变案的经过》，《卓尼解放前后的杨复兴》、《卓尼卜峪事变的前后》、《保甲制度在插岗的破产》等都为我们了解杨积庆的一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纵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的考察可以看出，学者对西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大体都与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紧密相关。战争、学者和边政学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对西北地区，包括对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甘南藏区展开研究，无疑会对推进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些帮助。这些调查中，尤其是谷苞先生对卓尼土司制度的考察，对后进学者启发很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多数考察家是以汉文化为视角，以开发为目的，因此在对甘南及卓尼地区考察后提出的建议也未必切合该区域实际。

　　(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卓尼土司的研究

　　相较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说，解放后学者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的研究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均有更多的突破。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对其土司制度、土司与四任西藏策墨林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透彻和深入。就土司制度研究来说，最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和《卓尼土司历史文化》，两本专著在叙述卓尼历代土司传略的同时，着重对 20 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做了研究。

　　著作系统而全面，且比较辩证地总结了卓尼土司的历史贡献，后来研究者在对卓尼土司做研究时，多借鉴书中观点。此外，如刘继华《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一文指出，时代发生巨变，卓尼土司的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驶，但因为卓尼土司的特殊性，使其改土归流成效大打折扣。魏贤玲《卓尼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一文从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建立的各种关系入手，研究了土司在该区域发展壮大、长盛不衰的原因。

　　杨勇在《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历史作用》一文中通过对卓尼土司的政教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指出，由于“卓尼土司制度这种局部的特殊政治体制体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和统治边疆的政策，也反映了在土司制度下民族历史的变迁过程。”

　　经 20 世纪 40 年代谷苞对卓尼进行调查后，谷苞的研究生高永久等人又于 80 年代对卓尼地区进行回访。高永久的硕士论文《卓尼土司制度的历史及演变》一文可以说是对此次回访的一次总结性报告，除了对土司制度及土司与禅定寺关系的记叙外，该文还对卓尼土司统治时期的习惯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卓尼土司制度中比较特殊的一项是“兵马田”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军事制度，学界对此也展开了研究。杨士宏《卓尼土司制下几种土地制度的遗存》指出，卓尼土司之所以能延续五六百年，与其土地经济制度紧密相关，对其土地的研究也应在政教合一制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多杰的《卓尼卓逊杨土司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中》提到，卓尼土司与卓逊土司、资堡咎土司基本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都有共同性，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兴衰有别，从而在维持各自统治权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年轻学者对卓尼土司的探讨和研究，如贾霄锋在其博士论文《藏区土司制度研究》中，通过对整个藏区土司制度的梳理，对卓尼土司的经济制度、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等进行了研究。而魏贤玲的博士论文《卓尼藏族研究》则在对卓尼藏族族源进行探讨的同时，对卓尼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卓尼土司与西藏和周边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做了详实的研究。

　　对于卓尼土司制度的研究在所有关于卓尼土司的研究中占了大宗，究其原因自然是卓尼土司制度本身的典型性。同时，学者们也普遍注意到，在卓尼土司制度中，经济制度、宗教文化制度、军事制度等与土司政治制度紧密相关: 以“兵马田”为主要依托的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成为土司制度的神髓，而作为政教合一的产物，卓尼土司与禅定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因为与中央王朝保持了几百年密切的往来，才使得卓尼土司在甘南地区一家独大。

　　(三) 对卓尼土司与西藏策墨林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藏族历史上除了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外，还有其他重要的一些活佛转世系统，如清代在西藏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策墨林活佛系统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系统活佛四世均出自卓尼地区。其中一、二、三世出任西藏摄政王及甘丹寺赛赤，一、二世还曾任八世和十世达赖喇嘛之经师，其政教地位之显赫一时无人能出其右。嘉古·桑杰在《简述策墨林活佛系统的传承与发展》中指出，“这一活佛系统不仅为西藏政教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加强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从这一系统活佛的传承与发展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有效管理。”

　　可以说，卓尼杨氏土司传承五百多年，历经二十世，其发展壮大也与这一活佛系统有直接紧密的联系。

　　历代策墨林出自卓尼，他们成为卓尼土司与西藏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同时也加重了卓尼土司在西藏政教各界的分量。策墨林与杨土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二世策墨林的父亲和二弟贡布均在杨土司衙门充当过头目，而当摄政诺门汗来卓尼时，第五任专职僧纲贡却丹曲加措曾被摄政王予以册封，“他们之间关系很密切，经常在一 起谈论汉、藏、蒙等地区的宗教传播情况。”

　　二世策墨林在卓尼期间从事诸多佛事活动，足迹遍布整个卓尼地区，受到卓尼僧众的膜拜和拥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卓尼土司和西藏间的政治、宗教往来极为密切，而政治和宗教的联系又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西藏策墨林和卓尼土司之间关系紧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二世策墨林被贬黜不准转世后，卓尼土司与禅定寺对三世策墨林转世灵童的选定进行了相当大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卓尼土司、禅定寺与西藏摄政王策墨林官邸不断进行协商，最后以选定转世灵童的事实迫使清政府认可，这期间虽然屡经波折，但最终得以成功。学界对此事件关注较多，比较重要的是张庆有的《琦善与策墨林诺门汗》，顾祖成的《二世策墨林诺门汗阿旺绛贝楚臣嘉措事件》和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关于1844 年的拉萨政变》。但铃木将此次事件评述为“西藏的叛乱”，显然选取了一些带有偏见的材料，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比较中正客观。

　　二世策墨林被流放后，对其具体流放点学界争论不一，同时对其圆寂时间和地点也有不同观点，仅从圆寂地点来看，就有甘肃卓尼原籍、黑龙江等多种说法。周学军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分析，在《二世策墨林诺门汗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中廓清了其具体圆寂时间。

　　通过学界对卓尼土司与西藏四任策墨林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卓尼与西藏的宗教文化联系，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双方的交流密切而常态化，“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班禅喇嘛派往朝廷的使团赴京时，一度时期，必须通过洮州厅签证后才能转赴北京，故卓尼成为必经之地。”

　　每年众多的西藏使团往返于西藏和卓尼，而卓尼大批僧人以自己出色的业绩和崇高的德行使得卓尼大寺乃至卓尼杨土司在西藏各寺院及地方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卓尼土司客观上已经成为连接西藏和中央王朝的纽带和桥梁。”

　　结语

　　综观近百年来学界对卓尼及卓尼土司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有不少方面亟待完善和加强。首先，相比西南地区诸多土司研究而言，学界对甘肃卓尼土司研究力度明显不够，当然这与卓尼土司研究的史料佐证较为缺乏，更多是口头叙述有很大关系; 其次，除了杨士宏等少数学者外，学界缺乏对卓尼土司系统、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如谷苞等学者较多关注土司制度层面，而对卓尼藏族族源、土司通婚等重要问题一笔带过，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而更多的学者们则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第 20 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上。此外，由于诸种缘由，致使已经出版的专辑和史料专著无法得到广泛的交流，尤其是地方政协资料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中有关卓尼土司的内容，因发行量少，学人很难看到，从而影响了资料的利用。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卓尼地区及卓尼土司展开研究，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卓尼土司制度的典型性展开研究有助于推动对西北土司、藏区土司和整个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第二，有助于总结藏区治理的历史经验，为今日多地藏区的稳定和谐提供资政参考。第三，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土司制度的文化遗产内涵和重要价值，服务于藏区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建设事业。总之，只有面对这些不足之处，才能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步解决问题，也只有通过对卓尼土司提供更多准确、翔实的资料，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土司制度的研究，也进一步丰富我国民族史及区域发展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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